三、小结
新生活运动是蒋介石结合中西文化的一种尝试，是国民政府寻求国民现代化的初探，它既提倡保留中国传统的礼义廉耻，又主张学习西方清洁、卫生等品质。从1943年陕西新生活运动的内容来看，它既保留了抗战前期所提倡的清洁、卫生、规矩运动，又有针对战后服务、经济建设的战地服务团、伤兵运动救济、救济难胞的新措施，为巩固抗战后方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日本首相阿部信行分析我国所以能够长期抗战的原因时，把“新运”列为其中之一。“中国有三件不可轻视的人事，就是整理财政、整顿军备和新生活运动。”[23]从个人来说，这在对于国民养成卫生、健康、勤俭节约等的习惯、摆脱“东亚病夫”的称号都有极大的作用；从其影响来看，这个运动的很多措施到现在也是值得借鉴的，尤其是“新运”倡导的“服务”精神，如暑期农村服务、救济难民等公益活动，让每个国民树立起为国家、社会的服务精神，共同创造新生活。
但是，从整体上来说，“新运”还是没有达到蒋介石想要复兴民族的愿望。他在“新运”纪念十周年时说：“我很沉痛地说一句话，现在真是我们国民精神生活就是爱国思想已堕落到极点了，这是比物质生活堕落的危险更是厉害”。他急切地要求：“从今天为始，希望大家立定决心，急起直追，来补救以往有名无实的缺点，人人奋发向上，改造我们日常的物质生活，革新我们内心的精神生活。”[24]为什么会这样呢？至少有两个方面，一是“新运”缺少广大群众的互动。上文已经谈到了，“新运”太过重视领导机构，不管是在决策还是执行上都由“新运”促进会来一手包办，而民众只是被动的承受。且不说机关人员的借调影响了工作效率，就是从领导人员个人来说就没做到以身作则。如南昌的“新运”对妇女规定不得裸露大腿，但是“新运”促进总会干事熊式辉的夫人顾柏筠却经常违反，常常招摇过市，宪兵们却视而不见[25]。二是虽然“新运”措施中也有促进生产的方面，但它的主旋律是传统的礼义廉耻，这与当时急需提高物质生活水平的现状不符。老百姓连温饱都成问题，哪里顾得上清洁卫生？
综上所述，无论大陆学者一味的贬低“新运”，还是台湾学者的褒扬都是片面，我们既要看到“新运”最后未实现其初定设想的一面，又要看到“新运”在改变国民社会生活方面做出的一些贡献。对于我们来说，在以后的政策、措施中，一定要立足社会现实基础，分清缓急轻重，切勿用历史记忆掩盖了现实的基础。
【注释】
[1]目前学术界对于“新运”的阶段划分主要有两种说法。一种是“三阶段说”：仇晨认为1934年2月到7月未为成立时期，1934年7月到1937年7月为发展时期，1937年7月到1949年为衰亡时期；（详见仇晨：《国民党统治区的新生活运动》，《历史教学》，1990年第3期）；董文芳认为1934年2月到1935年3月为发动时期，以清洁卫生运动为中心，1935年3月到抗战是以“三化”为中心的时期，1937年7月到1949年是“新运”转衰到消亡的时期；（详见董文芳：《蒋介石与新生活运动》，《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4期）；关志钢认为以日战争为分界点，分为战前、战时和战后。（参见关志钢、赵哲：《试论新生活运动之缘起》，《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4第2期）另一种是“四阶段说”：左玉河认为1934年2月到7月为发动时期，1934年7月到1937年7月为组织统一时期，然后是抗战时期与解放时期。（左玉河：《论蒋介石发动的新生活运动》，《史学月刊》，1990年第4期。）虽然有这两种分期，但大家基本是以时间或“新运”的内容作为划分标准。
[2]李振民：《陕西通史·民国卷》，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37页。
[3]蒋介石：《中国之命运》，三民主义青年团平津支团部印行，第99页。
[4]《各地新生活运动：陕西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半年来工作报告》，《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会刊》，1934年第10期，第48—49页。
[5]《本会成立新生活运动委员会》，陕西省档案馆，全宗号2，目录号1，案卷号519。
[6]于志纯：《一年以来的“新运”》，《陕政》第五卷，1944年，（5/6），第98—99页。
[7]曹占泉：《陕西省·人口志》，三秦出版社，1986年，第93页。
[8]于志纯：《一年以来的“新运”》，《陕政》第五卷，1944年，（5/6），第98—99页。
[9]《西京市新生活运动竞赛委员会筹备会议记录》，陕西省档案馆，全宗号91，目录号1，案卷号30。
[10]《西京市新生活运动竞赛委员会筹备会议记录》，陕西省档案馆，全宗号91，目录号1，案卷号30。
[11]于志纯：《一年以来的“新运”》，《陕政》第五卷，1944年，（5/6），第98—99页。
[12]《陕西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通知》，陕西省档案馆，全宗号91，目录号1，案卷号30。
[13]蒋介石：《新生活运动纲要》，中央党部新生活运动委员会编。
[14]于志纯：《一年以来的“新运”》，《陕政》第五卷，1944年，（5/6），第98—99页。
[15]《“伤兵之友社”简述》，《“新运”导报》，第36页。
[16]《一年来农业部生产事业简报》，农林部编印，1948年，第26页。
[17]《夏令卫生运动委员会会议记录、工作报告》，陕西省档案馆藏。
[18]在这里简单阐述下“新运”总会会址的变化。最初在南昌，由熊式辉任主任干事。1936年1月1日总会由南昌前往南京，钱大钧担任主任干事。七七事变后，因战略需要，总会先迁武昌，到武汉撤退，1938时，再迁重庆，黄仁麟担任总干事。
[19]《新生活运动组织章程记录及活动情况》，陕西省档案馆，全宗号91，目录号1，案卷号30。
[20]李振民：《陕西通史·民国卷》，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28页。
[21]《陕政》第四卷12期，1943年8月1日。
[22]于志纯：《一年以来的“新运”》，《陕政》第五卷，1944年，（5/6），第98—99页。
[23]董显光：《蒋总统传》，中华文化出版社，1960年，第183页。
[24]蒋介石：《新生活运动十周年纪念告全国同胞书》，蒋总统言论集。
[25]陈贻琛：《国民党新生活运动拾零》，江西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1983年，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