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大行台与行台的一字之差若属偶然，原因可能有三：（1）多史官撰史；（2）史官误记；（3）史料来源不同。因此笔者首先将史料按其来源分为七类^[3]，再据史料所示时间进行分类，并对照三种产生偏差的可能对史料进行具体辨析。

《旧唐书》纪、《资治通鉴》有四种记载：（1）《通鉴》载武德元年（618）“十一月己巳，以刘文静为户部尚书，领陕东道行台左仆射”^[4]，示行台建于十一月己巳前；（2）《通鉴》武德元年十二月条^[5]、《高祖纪》^[6]载元年十二月壬申^[7]，加授秦王世民、陕东道大行台，《太宗纪上》作“拜太尉、陕东道行台尚书令”^[8]而不载时间，据所封当与前者同；（3）《通鉴》^[9]《高纪》^[10]后又作武德四年冬十月，加秦王天策上将，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高纪》详为十月己丑^[11]，《太纪》^[12]仅作十月，当与前者同；（4）《高纪》作武德四年十一月甲申“于洺州置大行台，废洺州都督府”^[13]。山东道行台治所在于洺州，武德四年七月建，五年四月罢。《旧志》亦载“十一月，罢总管府，置陕东道大行台”^[14]，又《元和郡县图志》不载时间，据其作“其冬罢府，置陕东道大行台”^[15]当与前者同。故“洺”当为“洛”字形相似而误。

《旧唐书》传中在陕东道（大）行台任职的，可推测时间范围的记载有^[16]：（1）元年，长孙操^[17]，行台；（2）元年至二年，皇甫无逸^[18]、刘文静，行台；（3）元年至四年，屈突通^[19]，行台；（4）二年，殷峤，大行台；（5）四年平王世充后，杜如晦、屈突通^[20]，大行台；（6）四年十月，房玄龄^[21]，大行台；（7）五年，殷峤，大行台。

如果以武德四年平定王世充为界对以上史料分类，前共有9条史料，6条作行台；后7条史料均作大行台。前后不同的行台表明行台与大行台都存在的可能性。但除屈突通传载一人多个时间点的职务及变化，其余都是在某一时间任职务的情况，不能完全排除史官误记或不同史官撰史产生的可能。以下两种史料能够排除这两种可能：

豆卢宽碑记载宽“二年正月，授兼摄陕东道行台（阙四字）二（阙五字）。三年，奉敕检校行台左丞”^[22]；又韩良碑载良“与行台仆射屈突通、礼部尚书温大雅，或竭忠…所以特降诏旨，令事府幕”^[23]。古人墓志碑文文辞虚浮，多虚加职品。国史记（大）行台尚不清，然两者均作行台。良以与温公、屈公同仕为誉，也无必要把屈突通的大行台仆射改为行台仆射；且豆卢宽碑与屈突通传一样，时间明确而连续；又两唐书与通鉴为多人合撰，墓志私撰，又事关死生，出错可能性较低。

文书亦多载（大）行台，以四年九月《秦王天策上将制》为界，元年十二月《秦王太尉陕东行台制》、二年五月《秦王兼凉州总管制》、三年四月《秦王益州道行台制》^[24]、三年七月《令秦王讨王世充诏》^[25]均作行台；而四年十一月《册秦王天策上将文》^[26]、五年十月《秦王领左右十二卫大将军制》、六年九月《讨辅公祏诏》、八年十一月《秦王等兼中书令等制》^[27]至九年六月《立秦王为皇太子诏》^[28]则均作大行台，时间上不与前面的史料齮龁。尤其需要注意的是，《秦王太尉陕东行台制》为加世民行台尚书令诏，《制》升行台为大行台。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确定，陕东道行台与陕东道大行台都是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