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文人撰碑之风潮

东汉著名书法家蔡邕说：“吾为人作碑多矣，惟有道无愧词。”足见在碑志兴起伊始，尚能反映墓主人的生前实情，但是到了隋唐时代，碑志逐渐伪烂化。以封演所言，中唐盛行为死者撰写碑志之风，而且为了钱财，往往阿谀奉承，碑志多失其实。李肇在《唐国史补》中也称：“长安中，争为碑志，若市贾然。大官薨卒，造其门如市，至有喧竞构致，不由丧家。是时裴均之子，将图不朽，积缣帛万匹，请于韦相，贯之举手曰：‘宁饿死，不苟为此也。’”^[27]马逢生活困窘，友人劝他说：“贫不可堪，何不求碑志见救？”^[28]因碑文流于溢美虚妄之词，所以稍有气节的文人如韦贯之、马逢甘于贫穷也不愿为此。但流风所及，许多文坛领袖也以撰写墓志扬名。如唐玄宗时期的宰相张说：“前后秉大政，掌文学之任凡三十年。为文俊丽，用思精密，朝廷大手笔，皆特承中旨撰述，天下词人，咸讽诵之。尤长于碑文、墓志，当代无能及者。”^[29]唐代撰写墓碑莫过于姚崇智赚张说为他写碑文的故事。《明皇杂录》卷上载又如李邕“早擅才名，尤长碑颂。虽贬职在外，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观，多赉持金帛，往求其文。前后所制，凡数百首，受纳馈遗，亦至钜万。时议以为自古鬻文获财，未有如邕者。”^[30]落魄文人也常从事于撰写碑文的行当，杜甫《闻斛斯六官未归》中写道：“故人南郡去，去索作碑钱。本卖文为活，翻令室倒悬。”杜甫的友人专以“卖文为活”，为了追讨“作碑钱”，千里迢迢赶往四川。这种风俗连佛门内的高僧也不能避免，元和十一年（816）上弘和尚去世。元和十一年（816）上弘和尚去世之后，僧徒道僧20人，“与黑白众千余人，俱持故景云大德弘公状一通，贽钱十万，来诣浔阳府，请司马白居易作先师碑。”^[31]可知请名人撰写碑文，价格的确不菲。而白居易居然将此事堂皇地写进了碑铭，显然在当时人的眼里，收取“作碑钱”并不是一件有失身份的事，一如今天的名人题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