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乱世中的净土

两汉三百年的发展中虽有两汉之交中原变乱，丝路短时中断，但总体来说，中原王朝维持着全国的大一统，比较牢固地控制着河西诸郡和西域诸属国，自西汉所设的西域都护一职也一直保留，东汉的西域副校尉（即副都护）更是驻扎敦煌，正是在这种环境下，敦煌完成了城市发展的原始积累。依托丝绸之路，成为商旅辐辏、文化交融的圣地，佛教也在这个时候由西域来到中土，在敦煌落地生根。

自东汉末年开始，中原便陷入混乱之中，政权更迭频繁，与此同时，北方游牧民族也趁机南下进入中原，控制河西。但意外的是，敦煌这一河西重镇非但没有因为战乱而毁，反而在混战中，延续着政权的稳定和经济的繁荣，这一时期的河西地区，“秩序安定，经济丰饶，既为中州人士避难之地，复是流民迁徙之区，百余年纷争扰攘固所不免，但较之河北、山东屡经大乱者，略胜一筹。”^[11]

面对这种强盛安乐的局面，深受“永嘉之乱”“建兴之乱”祸害的中州人民意识到“天下方乱，避难之国唯凉土耳”^[12]，接着“中州避难来者，日月相继”^[13]；建兴之乱后，南阳王司马保“自称晋王，建元，署置百官”，后败之，“其众散奔凉州者万余人”^[14]。前凉及其后诸凉政权都大力安置流民，乔置郡县。张轨为中州避难之民“分武威置武兴郡以居之”^[15]，西凉李暠为江南流民五千余户置会稽郡于安西县南，为中原流民五千余户置广夏郡于安西县东^[16]。

流民中不乏士人学者，他们的到来，亦带来了中原、江南先进的文化，同河西敦煌地区流传的经由西域传入的外来文明相交融，促成了敦煌城市定位的转型。

前代的敦煌，自汉武帝设郡起，即作为河西门户，西出两关、东护东陇的军事要地。

同时，依托这种门户之地咽喉效应和军事存在的庇护，发展而成“丝绸之路”上的商贸重镇，但此时的敦煌，归根结蒂仍是军事色彩浓重，远胜于其他地区。但在十六国时期，虽说是军事要地这一地位尚未改变，敦煌地区的统治者也没有放弃军备，但由于中原战乱而迁入的流民，其中那为数不少名宦鸿儒到来的同时也带入了中华先进的文化资源，加之由西域所传入的外来文化，从而使敦煌这一地区成为文化重镇，文化的发展促进了敦煌城市发展的成功转型，由纯一军事性的边塞城市变为有核心文化内涵的丝路商道经济文化交往的枢纽城市。而正是这一时代所完成的这种转型，使得敦煌这一城市获得了千年不衰的精神支柱，也才成就了历经动乱、变乱后所出现的隋唐盛世顶峰。

乔尔·科特金在《全球城市史》中有言：“三个关键因素决定了这些城市的全面健康发展。即：地点的神圣、提供安全和策划的能力、商业的激励作用。这些因素共同存在的地方，城市文化就兴盛；反之，在这些因素式微的地方，城市就会淡出，最后被历史所抛弃。”^[17]

东晋末年，中原王朝退守江东，北方大部地区由一些少数民族建立政权，前后共出现十五个政权，加之据益州地李雄所立之“成”共为“十六”之数，史称“十六国”。历史上的“十六国”时期，从刘渊建权的304年开始，延至公元5世纪前期，这种混乱局面延续近一个半世纪。在这其中，前凉、后凉、西秦、南凉、西凉、北凉立于河陇域内，兴亡更替；前赵、后赵、西秦、夏四个政权也曾有河陇部分地区。河西之地相继称雄的前、后、南、西、北五个凉国，并称“五凉”^[18]。其中之西凉政权是建立在敦煌的汉族政权，也是历史上唯一定都敦煌的政权，这也作为敦煌政治文化发展高峰的一个标志。

正是依赖十六国时期敦煌地区文化的发展，儒学兴盛、释教广传，共同构成了“神圣”这一要素。这种“神圣”在科特金的定义中“属宗教层面的概念，冠以也可理解为道德操守的约束或市民属性的认同，是某座城市赖以维系的精神支柱”^[19]这是城市存在发展的核心。而其他两个要素，敦煌也正好全部具备：作为军事要地兴起的敦煌，“提供安全规划的能力”自是无需赘言；至于“商业的激励作用”，处“丝路”两关，总凑“西海之道”的敦煌更是“华戎所交一都会”。“胡商贩客，日款于塞下”“兴胡之旅，岁月相继”“商旅往来，无有停绝”“胡商贩客，填委于旗亭”^[20]，城市繁荣、商业兴盛，正是这三者相互作用，共存发展，促成了敦煌的兴盛。其中军事色彩的减弱和文化商贸因素的提升，使得敦煌获得了持久发展的不竭动力。这一变化，十六国时期的作用不可不谓其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