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汉文化“交融”下的唐代妇女服饰

如果对汉代和隋唐时期墓葬中的随葬品做宏观上的比较分析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奇特的现象，即隋唐墓中频频出现极具异域特色的身穿胡服的人马（或骆驼）组合。这些新发掘的器物引起了考古学者和历史学者极大的兴趣，有的学者如沈从文就曾指出：“这是历史变迁的写照。”^[1]的确，唐代由于中西文化的交流，许多新颖的服饰纷纷出现，胡服在此时的影响巨大。据考古资料证实，陕西乾县永泰公主墓出土的石刻和陶俑中身穿胡服的妇女形象；敦煌莫高窟第323窟初唐《迎佛图》103窟《法华经·化城喻品》中骑马出行的妇女；吐鲁番阿斯塔那唐墓出土头戴帷帽的骑马女佣；韦浩墓里的侍女都真实地再现了唐代当时历史变迁的社会生活场景。

《旧唐书·與服志》载：“百官家口，咸预士流，至于衢路之间，岂可全无障蔽。比来多著帷帽，逐弃冪籬，曾不乘车，别坐檐子。递相仿效，浸成风俗，过为轻率，深失礼容。前者已令渐改，如闻犹末止息。又命妇朝谒，或将驰驾车，既入禁门，有亏肃敬。此并乖于仪式，理须禁断，自今已后，勿使更然。即天之后，维帽大行，幕籬渐息。”^[2]考古出土的吐鲁番阿斯塔那第187号墓出土的骑马女俑头戴帷帽，纱网尚存，三面遮障，正面露出妩媚的朱唇与桂叶双眉。这个墓葬出土的墓志和文书分别属于武周和天宝初，反映的正好是“则天之后，帷帽大行，冪籬渐息”的情形。

《旧唐书·與服志》亦载：“中宗即位，官禁宽弛，公私妇人，无复冪籬之制。开元初，从驾官人骑马者，皆著胡帽，靓妆露面，无复障蔽。士庶之家，又相仿效。”^[3]“帷帽之制，绝不行用。俄又露髻驰骋，或有著丈夫衣服靴衫，而尊卑内外，斯一贯矣。”^[4]开元初年，宫人跟从皇帝出行骑马者，都戴胡帽。这种胡帽有的是尖顶的，有的则形如圆如钵，其帽耳可以上翻，也可以遮住耳朵，但不论哪种戴法，都是“靓妆露面，无复障蔽。”有一点应当指出的是，并非只有官人戴胡帽，吐鲁番阿斯塔那出土唐西州绢画上的仕女，也戴胡帽。除此之外，胡帽在开元以前就是时髦的东西，中宗景龙二年（708）入葬的扬州大都督韦浩墓中，就有了戴高顶毛胡帽的侍女。而开元时期戴胡帽的现象已经十分普遍，所以甚至连开元十九年的敕书也规定：“帽子皆大露面，不得有掩蔽。”^[5]

值得注意的是，唐朝妇女的胡服，不同于男子。男子的胡服，除袴褶外，多是与汉民族服式相结合而形成的一种“胡化”了的新装；而女子的胡服则多直接接受胡人的服饰，不再加以改变。

在穿着态度上，唐代的妇女极为开放和考究。众所周知，中国自古就将裸露的人体视为洪水猛兽，从有史可查的年代起，服装的遮体一直是十分严谨的，而女性的服饰和穿着打扮，则更是注意的重中之重。儒家经典之作《礼运》中，劝诫女人“出必掩面，窥必藏行”，将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不得任意展露身体。所以说，唐朝女服能有如此开放的风气，多少是与胡人崇尚张扬个性的特点分不开的。

唐代著名的永泰公主墓壁画中所绘侍女，韦顼墓所绘妇人，大都裙衫宽松富丽，袒胸露乳。周《簪花侍女图》中所绘妇女不着内衣，仅以透明纱衣蔽体，轻衫犹如抹胸。另据《全唐诗》提要，李群玉《赠歌妓诗》曾云：“胸前瑞雪斜灯照。”^[6]方干《赠美人》：“粉胸半掩凝晴雪。”^[7]

此外，我们还从有关唐朝的壁画和出土俑中看出，唐朝女性穿戴男性服装的现象相当普遍。如陕西乾县永泰公主墓道中的《唐人双陆图》壁画，画中的妇女形象是头戴幞头，身穿圆领窄袖袍衫，足登乌皮靴。这种穿戴，与当时男子几无差别。武则天之女太平公主穿着只有男子才穿的紫衫玉带、皂带折上巾，出现在高宗大宴会上。到玄宗时，女着男装就更普遍了，《旧唐书·舆服志》说，玄宗开元初，“或有著丈夫衣服靴衫，而尊卑内外，斯一贯矣”。当时一些守旧人士不满于男女服饰无别，认为颠倒了阴阳。“妇人为丈夫之象，丈夫为妇人之饰，颠之倒之，莫甚于此”^[8]。但不可否认这种风气反映了当时唐代社会的开放和礼教的松弛。另据史料载，“吾闻禁中有金鸟锦袍二，昔玄宗幸温泉与贵妃衣之”^[9]，皇室如此，士庶之家亦竞相仿效，至开元后期，妇女就敢于着男装游于市肆之中了，“或有着丈夫衣服、靴衫，而尊卑内外斯一贯矣”^[10]。这种女性服装男性化，除了表明唐代女子地位上升外，还反映了唐代妇女刚健大胆的审美追求和对礼教的漠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