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出岛之于日本

出岛是日本江户时代幕府执行的锁国政策所建造的呈扇形人工岛。1641年到1859年间，荷兰人在此居住并建立商站，原本是为了安排葡萄牙人的，1637年的岛原之乱，荷兰趁机体现对幕府的忠诚，而葡萄牙则被驱逐，荷兰便被安置在出岛，成为日本向外观望的唯一窗口。但是，日本的锁国与中国还是有差别的，日本是为了禁止基督教的传播，在达到目的之后，它留下了出岛就是例证，而中国则有点小题大做了。外国人入国，只能被安排在固定场所，严禁乱走与出入城市。清顺治四年（1647），广东总督佟养甲疏言：“佛郎机国人寓居濠境澳门，与粤商互巿，仍禁深入省会。”^[16]

出岛的现状，对于外来文化和技术的传播来说是得天独厚的，幕府规定在长崎入港的中国商船和荷兰商船都必须向管理外贸事务的长崎奉行报告海外消息，并成为幕府情报的主要来源。其中，荷兰商船整理出来的报告叫“荷兰风说书”（又称“阿兰陀风说书”），翻译过后，作为绝密文件，只限于在幕府最高一级的大老、老中、若年寄等极少数官员中密阅。中国商船带来的信息称为“唐风说书”（又称“清商口单”），用以了解东亚国家所面临的危机。两种“风说书”，既能熟知西方的科技进步与文明传播，又能深刻认识本国民族的困境，如法国大革命、鸦片战争、培里即将远征日本等情报，促使幕府向西方学习的决心增强。

外来的文化对日本民族影响深远，文字、饮食等渐渐融入人民的生活，出岛所建立的日本与世界的桥梁，由荷兰人设计建造。荷兰知识的传入，在日本形成兰学。“兰学”并非仅指荷兰的学术，而是经由荷兰传入日本的近代西方各种学术的总称。1720年，将军德川吉宗提倡实学，取消了对于研究外国学术的禁令，兰学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的空间。兰学的大家前野良泽、杉田玄白等，从社会生活的各个角度为国人介绍西学，“至十八世纪末，（日本人）对西洋的关心已不仅仅是表面的对异国情趣的追求，以及珍惜、重视松平定信等人戏称的西洋玩意儿，而是努力认真地追求并转化他们认为比以往从中国的文献中学得的知识优秀的西洋科学知识。”^[17]深层次的学习使得他们转变了封闭的意念，更加积极主动的面对西方，尽管培里叩关，日本被迫打开了国门，出岛和兰学也渐趋衰弱，但是新一轮的更加磅礴的学习西方的浪潮接踵而至。

史学家许倬云在他的《历史大脉络》中曾说，“澳门由葡萄牙辟为基地，为时已久，当地外国人不少；中国若有人注意收集西方现况的信息，澳门的功能当不下于日本兰学基地长崎的出岛。”^[18]这是历史所留下的遗憾，也为后来的灾难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