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宣帝时期皇权的迅速加强
周武帝为他的儿子周宣帝宇文赟留下了一个权力集中的皇权，但是宇文赟却并未满足于此，他要求掌握更加高度集中的权力，任何人拥有过分的权力都会引起他的猜疑和迫害。这一时期周宣帝的政策与北齐文宣朝非常的相似，放眼整个宇文家族，不但有宇文宪、宇文神举等武帝亲信受到迫害，诸如赵王招、越王盛等宗室亲王也遭到了排挤。大象元年（579）五月宣帝逼迫赵王、越王、代王、陈王、滕王去往封地。对先王亲信和宗室亲王的排挤刚一结束宇文赟又开始对自己即位初期的亲信下手。在登基后宣帝就立马将岳父隋国公杨坚调入京城，任命为大司马，但是并没有持续多久，宣帝又对杨坚产生了厌恶。
因召高祖，命左右曰：“若色动，即杀之。”高祖既至，容色自若，乃止[14]。
而此时的周宣帝随意的准备杀死一位上柱国、四辅官之一的大前疑的举动，亦足以证明皇权已经十分的强大。滥杀加强了皇权，而为了加强皇权周宣帝选择了滥杀这一手段。
迫害和滥杀只不过是周宣帝加强专制集权的一部分较为强硬的手段，宣帝朝在巩固皇权的方面其实有更深层次的人事调动和机构设置值得我们关注。在西魏恭帝三年正月仿周礼改革中央官职后，处于中央核心地位的就是六府制度，六府的长官是六官，所以我们就以周宣帝登基的宣政元年（578）六月到大象元年（579）九月北周中央的六官人员和担任四辅官的人员迁转作为依据[15]，通过周宣帝对人事的调整来考察宣帝朝专制集权的加强。虽然三公在南北朝时期只不过是用来优待德高望重的老臣和皇室，没有什么实际权力[16]，但是由于成为三公那么也就意味着依旧身处中央，在中央政局发生急剧变化，三公的身份可以提供参与中央政局的机会，这一点对于有继承权的宗王尤为重要，所以本文也将其列入考察范围。
北周宣政元年六月至大象元年九月六官，以及北周大象元年正月至八月的四辅官排列顺序、迁转补位和空缺尚须厘清，故作出以下两表，如表1和表2。
表1 北周宣政元年六月至大象元年九月三公、六官迁转表
续表
资料来源：《周书》卷七《宣帝纪》第115—126页。
表2 北周元年正月到八月四辅官人事变动
资料来源：《周书》卷七《宣帝纪》第117—126页。
这两张截止时间是大致相同的，根据《周书》中的记载，周宣帝在大象元年九月以后就没有再进行大规模的人事调动[17]，因此人事调整集中的宣政元年六月到大象元年的九月是我们考察的重点。
首先我们先对表1进行分析。周宣帝于宣政元年六月即位，当时的六官和三公是武帝时期的，大司徒为杞国公亮，他是宇文泰的长兄宇文颢的孙子，宇文亮以前与宇文护关系较为紧密“晋公护诛后，亮心不自安，唯纵酒而已。高祖手敕让之”[18]。因此他被擢升为大司徒肯定对武帝感恩戴德。大司马为侯莫陈芮，是侯莫陈崇的儿子，他父亲的功劳不必多说，但是侯莫陈崇后来被宇文护杀害，所以他的儿子自然也就成为武帝阵营的人，而他在随武帝平齐的过程中也有相当的军功[19]。大司寇独孤永业，他本是北齐将领，在武帝北伐过程中归周，被封为上柱国、应国公，他在北周的根基非常的浅薄[20]。大司空是韦孝宽，资历老而且在北周历次战争中都有功勋，与武帝私交甚好[21]。大冢宰是越王盛，是在周武帝时期对齐作战中逐渐崛起的宗王，被武帝赏识[22]。大宗伯是达奚震，是开国元勋达奚武的儿子，自己本身战功也较为卓著，受到周武帝厚爱，于建德五年被封为上柱国，在灭齐后被任为大宗伯[23]。太师是赵王招、太傅是陈王纯，都是周武帝自从诛宇文护杀宇文护后开始重用的宗王。所以纵观整个宣政元年六月的任职六官、三公的人员来源，共有四个宗室，两个开国武川军阀的后代（达奚震、侯莫陈芮），一个北齐降将（独孤永业）和关陇豪强（韦孝宽），因此在周武帝去世时留下来的是一个以宗室为主，以其他利益群体为辅，互相牵制的辅政群体，这个群体的最大特点就是成员大多都是周武帝时期提拔起来的新贵，虽然在北周平齐过程中有一定战功，但是他们大多在朝中资历不深根基不稳，实力较弱，并且来自武川集团、宇文氏以及关陇豪强等不同利益群体，既能互相牵制，又能够在政策决策上考虑到不同利害方的利益，对于北周皇权的加强较为有利。可以看出，武帝安排出这样一种格局破费了一番心机，但是这个格局却被宣帝在上台伊始打破了，那么宣帝为什么会打破这一较为有利的局面呢，其实原因很简单，那就是这个人事格局中都是与武帝有着紧密联系的人。众所周知武帝宣帝之间的父子关系并不融洽，大臣们也曾多次建议武帝废除太子，于是宣帝与武帝的亲近大臣之间有较大的隔阂，《周书》《尉迟运传》载：
时宣帝在东宫，亲狎谄佞，数有罪失。高祖于朝臣内选忠谅鲠正者以匡弼之。于是以运为右宫正……宣帝即位，授上柱国。运之为宫正也，数进谏于帝。帝不能纳反疏忌之。时运又与王轨、宇文孝伯等皆为高祖所亲待，轨屡言帝失于高祖。帝谓运预其事，愈更衔之。及轨被诛，运惧及于祸，问计于宇文孝伯，语在孝伯传。寻出得出为秦州总管、秦渭等六州诸军事、秦州刺史。然运至州，犹惧不免。大象元年二月，遂以忧薨于州，时年四十一[24]。
宣政元年七月周宣帝任命自己的岳父杨坚为大司马，自己的老师斛斯征为大宗伯。杨坚自不用多说，而关于斛斯征，《周书》《斛斯征传》记载：
尤精三礼，兼解音律……后高祖以征治经有师法，诏令教授皇太子。宣帝时为鲁公，与诸皇子等咸服青衿，行束修之礼，受业于征，仍并呼征为夫子，儒者荣之[25]。
杨坚和斛斯征都是宣帝登基伊始仅有的几个信得过的人。经过宣政元年七月的人事调整后，八月宣帝再次进行人事调整，“上柱国、薛国公长孙览为大司徒，柱国、扬国公王谊为大司空……以柱国、永昌公椿为大司寇”，韦孝宽则被免去了大司空，被封为上柱国，由于突出的军事才能，大象元年九月被派去伐陈，后就再也没有回中央任职[26]。而至于北齐降将独孤永业，后来安排不详，但是独孤永业本身就是北齐降将，在北周政坛是无足轻重的。
《隋书》《长孙览传》记载：
武帝在藩，与览亲善。及即位，弥加礼焉，超拜车骑大将军，每公卿上奏，必令省读[27]。
《隋书》《王谊传》记载：
帝临崩，谓皇太子曰：“王谊社稷臣，宜处以机密，不须远任也。”[28]
长孙览和王谊都是武帝较为器重和信任的大臣，两人也曾经都在武帝身边工作，是武帝的亲信，但是为何宣帝在八月的人事调整中把两个本不属于自己这一边的先皇旧臣安排进六官呢？原因有三方面：一、出于拉拢的需要。为了充实自己的亲信阵营，周宣帝将目标锁定为这两个周武帝旧臣，而拉拢的行为在宣帝上台伊始就开始了。
辛巳，以上柱国赵王招为太师，陈王纯为太傅，柱国代王达、滕王逌、卢国公尉迟运、薛国公长孙览立为上柱国。进封柱国、平阳郡公王谊为杨国公[29]。
而后的八月又将长孙览、王谊任命为大司徒、大司空，拉拢的意味就更加明显。二、韦孝宽是武帝所安排的六官人事格局中，名望最高的的一位，于是周宣帝就策划了借王谊入六官而排挤韦孝宽，但是又为了表示安抚，所以在无功的情况下授予韦孝宽上柱国一职。三、周宣帝刚一登基就处死了在朝中名望很高的齐王宪，而后又调进杨坚、斛斯征进入六官，如此短的时间内朝中发生这么大的变动难免会人心惶惶，周宣帝违背武帝不许滥诛骨肉遗诏的做法，也可能引起了大臣们对皇帝是否会全盘推翻武帝朝政策、纲领的担忧。为了稳定人心，也为了宣扬自己继承皇位的正统性和对武帝朝政策的认可，周宣帝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对诸宗室亲王和武帝亲信进爵加封以表安抚。
以上柱国赵王招为太师，陈王纯为太傅，柱国代王达、滕王逌、卢国公尉迟运、薛国公长孙览立为上柱国。进封柱国、平阳郡公王谊为杨国公[30]。
举办大量的祭祀活动以显示自己的正统性。
秋七月辛丑，月犯心前星。乙巳，祠太庙。丙午，祠圆丘。戊申，祠方丘[31]。
并且于八月颁布内容为有关公正司法、整顿吏治、关爱鳏寡的诏书作为他的施政纲领稳定人心[32]。
随着宣帝政权的稳固，被宣帝素来认为是武帝亲信的王谊和长孙览也被排挤出中央，宣政元年十一月王谊卸任大司空，第二年（579）正月长孙览卸任大司徒，而接替他们的是分别是于翼和毕王贤。于翼是老臣于谨的儿子，颇有才干和战功，于大象初被拜为司徒后“诏翼巡长城，立亭鄣。西自雁门，东至碣石，创新改旧，咸得其要害云”[33]，于翼被拜为司徒后就被派往修长城而没有过多参与中央事务。毕王贤是明帝的儿子，建德三年（574）被封为王，而后出为华州刺史，迁荆州总管，在北周的政治舞台上活动也只有几年而已，能够进入中央也是靠周宣帝的一手提拔[34]。
帝后肆行非度，昏虐日甚。征以荷高祖重恩，尝备为师傅，若生不能谏，死何以见高祖，乃上疏极谏，指陈帝失，帝不纳。译因僭之，遂下征狱[35]。
斛斯征对宣帝的进谏引起了宣帝的不满，再加上郑译的诋毁，所以被宇文善取代。宇文善是宇文贵的儿子，《周书》《宇文贵传》附《善》传记载：
以罪免，寻复本官，除大宗伯[36]。
因犯法被罢官，是周宣帝一手将他迅速提拔成为大宗伯，他对周宣帝应该是绝对服从的。
值得注意的是，大象元年正月的官员调整中，杨坚与越王盛被调出了中央，到新成立的机构——四辅官中去任职。大象元年正月周宣帝下诏设立四辅官，那么四辅官又是一个怎样的机构呢？由于史料有限，所以记载四辅官在北周实际职能的史料很少，而在主要相关人的传记中也是一笔带过，但是既然北周的制度来源于周礼，那么他初设的四辅官也应该与西周时的职能在一定程度上相符合。
《礼记》载：
虞夏商周，有师保，有疑丞。设四辅及三公，不必备，唯其人，语使能也[37]。
《大戴礼记》载：
明堂之位曰：笃仁而好学，多闻而道慎，天子疑则问，应而不穷者，谓之道；道者，导天子以道者也；常立于前，是周公也。诚立而敢断，辅义而相义者，谓之充；充者，充天下之志也；常立于左，是太公也。絜廉而切直，匡过而谏邪者，谓之弼；弼者，拂天子之过者也；常立于右，是召公也。博闻强记，接给而善对者，谓之承；承者，承天子之遗忘者也。常立于后，是史佚也[38]。
卢辩注云：
立道于前，承于后，置充于左，列谏于后，顺名义也。道者，有疑则问，故或谓之疑。充着辅善，故或谓之辅[39]。
《隋书》《高祖纪》记载：
大象初，迁大后丞、右司武，俄转大前疑，每巡幸，恒委居守。时帝为《刑经圣制》，其法深刻，高祖以法令滋彰，非兴化之道，切谏，不纳[40]。
在宣帝朝，杨坚是担任四辅官时间最长的一人，而其他人或因为在任期间没有事迹，或者因为任职时间太短的原因，在他们的传中都没有留下关于四辅官职权的描述。因此我们不能确切知道四辅官这个机构主要的职能权限，但是从《礼记》与《大戴礼记》的记载来看四辅官应该是一种类似于皇帝顾问的机构，并且具有向皇帝进谏的义务，但是并不具有处理政务的权力，只是一个辅佐皇帝处理政务的机构，况且此官职设立于大象元年，当时通过一系列的滥杀、排挤以及调整，周宣帝在朝中的地位已经相当稳固，但是由于前期的集权导致权力集中政事增多，所以他就不得不设立一个机构来辅佐他，分担政务，但是却仅仅作为顾问机构，而权力是皇帝授予的，权力的大小由宣帝规定。
《周书》《李穆传》记载：
大象元年迁大左辅，总管如旧[41]。
当时李穆正为并州总管，迁为大左辅以后竟然可以不进入中央，继续当大总管，而杨坚同为四辅官却要“恒委居守”，由此可见皇帝授予四辅官权力有很大的随意性。因此，大象元年将越王盛和杨坚调出六官，是将他们从一个有权力由法律固定的官职系统调到了一个权力由皇帝确定的系统内，可能宣帝也是由于政事太多能力有限而设置这个机构，但是我们认为设立四辅官更是宣帝集权的一个手段。
当杨坚和越王盛被调离六官后，那么六官就只剩下了于翼、毕王贤、永昌公椿和宇文善，（于翼并不在朝中）因此从整个趋势上来看，宣帝登基以后对六官一直采取的是弱化的手段。首先，周宣帝继承了武帝的“五府不总于天官”的方针，大冢宰不能成为宰相，沦落成与其他五府长官相同的地位，这样就可以使他们之间互相牵制。其次，周宣帝对人事不停的进行调整和变动，与武帝时期显示出鲜明的差别，武帝时期人员虽然也有变动，但是调整的幅度和频率并不是很大，而分析周宣帝时期的六官迁转表就会发现，平均两个月就要调整一次，六府的掌管大冢宰、大司徒、大司空等职位任职越不稳定就越有利于权力从六府到皇帝的转移。另外，弱化是周宣帝对六官的安排的一贯方针，不仅从人员的实力上弱化，而且从人事规模上弱化，大象元年正月到八月，六官之中只剩下了四个人，而其中于翼还被安排去巡视长城，因此实际只有三个人：宇文善、永昌公椿、毕王贤，而他们的资历、功劳都远远与他们的地位不符，这更加便于宣帝控制，而老臣就会被以各种借口调离中央，即使不被调离中央，宣帝却已经为他们开设了四辅官，可以继续为宣帝处理政事谏言谏策，但是实际权力却极大的削弱了。陈寅恪先生认为：“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要求集权于皇帝一身。至于如何集权，则视时代的不同而各有其方式。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在一个系统或一个机构中，名实不符；在不同系统之间，此一系统的权力为旁一系统所侵夺，这是一个通则。”[42]而此时的六官系统也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说的那样有些名实不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