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朝在骂詈罪的判定上对前代的继承
清初曾三次修律，至乾隆五年，始修成《大清律例》，为清朝历代统治者所沿袭。其修律之时，始终坚持“详译明律，参以国制”[7]作为立法的基础。既要吸收汉族法律的特色，也要包含满族旧传统。考之《大清律例》，清代对骂詈罪的判罚律文恰是《大明律》翻版，只是其中加进了明代中后期方通行的《问刑条例》，更从侧面反映出清初统治者很重视对骂詈罪的定罪量刑。事实上，满清早在入主中原之前，就已经有了对骂詈罪的判罚规定，而且不可谓不严厉。《盛京刑部原档》中恰有这样的案例：
“正白旗佟延因未穿朝服，都察院张存仁、祖可法将其执送法司。又佟延在大政殿骂：‘你瞎娘的屄。’法司审实，佟延论死准赎，罚银一百五十两。”[8]
“未穿朝服”固然可作为定罪一途，关键是佟延在大政殿的骂詈，似乎是两罪并罚论死，最后却可用银来赎死。但是，满清向来很重视对骂詈罪的判罚却是毫无疑问的。生活在乾隆朝之前的蒲松龄在其《聊斋志异》中也有一个案例：
太学李生的妻子在她未嫁时，有位半仙说他将来必受官刑，其父听了很生气：“真是胡说八道！”她嫁给李生后，非常凶悍，经常捶骂李生。李生不堪其虐，于是告官。审问官刚一审，便感叹道：“真悍妇！”杖责三十，臀肉尽脱[9]。
且不问此案中对妻骂夫的量刑是否宽猛允当[10]，清初各级统治者很重视对骂詈罪的判罚却是明白易晓的。
我们乐此不疲地考察骂詈罪在历史上的形态的目的，归结起来就是想跟《大清律例》中有关骂詈罪的定罪量刑作一对比，以期看出它对前代的律文有何继承？今以《大清律例》中的“骂詈”八条作一说明：
1.骂人——这里只言常人骂詈。骂人或相骂，骂者各“笞一十”。唐代无常人骂詈专条，明清时始有。
2.骂制使及本管长官——汉已有例，骂者仅罢爵；唐律完备，骂者或“徒一年半”，或“杖九十”；考之元律，违者仅“杖六十七”；明清时又从严，违者“杖一百”“杖七十”“杖六十”不等，视骂者与被骂者的地位而定，但“较唐律为轻”[11]。
3.佐职统属骂长官——“唐律无文”[12]；元律仅“笞四十七”；明清律改详，从“笞三十”到“杖八十”不等，视骂与被骂者官阶而定。
4.奴婢骂家长——唐律始见；元律沿用，量刑较唐为重；明清时亦重于唐，律文更繁，且加入雇工人骂詈之律。
5.骂尊长——唐律与明清律中量刑相同，但由于明清律中引入五服制度，“族亲有犯，视服等差定刑之轻重”，增加了骂功、缌尊长律文。
6.骂祖父母、父母——明清律中，无论夫与妻妾，骂者“并绞”；唐律中，妻妾止“徒三年”。
7.妻妾骂夫期亲尊长——明清律与唐律比，对妻妾骂者，加重处罚，与夫骂罪同。
8.妻妾骂故夫父母——明清律与唐律比，妻妾骂者加重处罚，与骂舅姑罪同。
通过对骂詈罪量刑尺度的纵向对比，笔者发现，首先，乾隆五年的《大清律例》涉及骂詈罪的律文普遍趋繁。不仅对社会各个等级都能找到适用的律文，更由于五服制度的引入，使对家族各成员骂詈罪的量刑更加细致；其次，量刑更为严厉。除个别律文与唐律保持一致外，多数都趋于严厉。例如：妻妾骂詈夫族尊长，均与夫骂罪同。
以上仅是单纯对骂詈罪从律文演变的角度所做的综论，具体到它在司法实践中是怎样运作的呢？通过对清代成案汇编中发生于乾嘉道年间的有关案例的解读，笔者发现，《大清律例》中的律文在司法实践中多受掣肘，并且多数情况下，骂詈也非唯一的案由，依律定罪量刑遂不合时宜。在没有固定的律文可依时，对骂詈罪的定罪量刑有无尺度呢？是哪些因素导致定罪量刑尺度在司法实践中的游移呢？我们只能诉诸于对成案汇编中案例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