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印古籍的地位和影响
1.上海石印业在印刷史上的地位
在石印技术引进中国之前，雕刻木板是主要的制版方法，直到十九世纪后期，它已延续了上千年。版材由木质到石质的变化，是印刷术发展的一个飞跃。“自清末传石印法，中国出版界，遂开一新纪元”[20]石印平版印刷的出现，标志着印刷史上一个新阶段的开始，它与铅字印刷一起，形成了两股新的力量，逐渐代替了古老的雕版印刷。尽管在印刷史上如昙花一现，但使得中国印刷业在近现代，展现出绚丽的风采。石印技术，不仅仅在于它在印刷史中所起到的承上启下的作用，以及其在百余年中所广泛表现出来的使用价值，重要的还在于通过对石印技术及石印书籍的了解与认识，可以更准确地掌握印刷史或是版本发展方面的连续性和特殊性。
石印技术自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传入我国后，迅速发展，至十九世纪末，传统的雕版印刷业已退居次要地位，石印和铅印逐步成为我国书籍生产的主要方式，成为印刷业的两大支柱。而上海由于其在近代出版史上的独特地位，集中反映了印刷技术这一变革时期的历史状况。当时，几乎所有有名的石印局都设在上海，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上海石印业的历史也就是中国石印业的发展史。石版和印机大都购自英法；用连史纸、油光纸或福建的竹纸，使用蒸汽轮机，已能使多部印刷机同时开印。由于大多数书局专事翻印古书，不需支付稿酬，不设编译机构，出书速度非雕版印刷能相比。照相石印，版面可随意缩小，加上机器印刷，速度快、成本低廉，故出版商均乐于此道。虽然其辉煌的时间短暂，然而就在这半个多世纪的历程中，上海石印界已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书籍，这对于保存祖国悠久的传统文化，加速书籍流通，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如今，这些石印书也和雕版印书一样，成为中华文化的瑰宝，而上海石印业也因其历史性的贡献，无可辩驳地在中国印刷史上确立了应有的地位。
2.石印古籍的影响和贡献
（1）对古籍的保存、整理和传承
由于照相制版石印比木刻更易保持古书原貌，而且具有字迹清晰美观等优点，用石印方法影印古籍、文物，不仅挽救了一批濒于沦亡的传统文化遗产，而且解决了学者寻求古书的困难，应该说是中国现代出版史上的一项重要的文化工程。在现有的藏品中可以看到，用途广泛专门提供检索查考的工具书，占有很大分量，特别是应时品种，曾被多次反复出版。如汇集子部、史部名言隽语的《子史精华》一百六十卷本，在光绪到民国年间，就达八种不同的石印版本：有上海点石斋清光绪九年（1883）石印本，同文书局光绪十年、十二年石印本，上海积山书局光绪十三年石印本，上海宝文书局光绪二十二年（1896）石印本，上海集成图书公司宣统元年（1909）印本，上海锦章图书局民国十一年（1922）以及上海中华图书馆民国间石印本等。如《佩文韵府》，凡60册，点石斋在光绪间的六年中，就石印过三次，分别是光绪八年、十二年、十三年；而同文书局也在光绪十二年、十三年、十八年七年里石印过三次。再如《渊鉴类函》四百五十卷本，点石斋于光绪九年、二十年及二十一年出版过三次；在光绪十三、十八年，同文书局也出版过两次。这样短期内多次大批量的出版，以往是难以想象的。
张元济先生贡献巨大。他珍惜祖国文化遗产，悉心维护罕见善本不至流失，抢救整理古籍十年如一日。他认为整理文献古籍，非有丰富的善本书不可，因此十分重视图书馆的建设，积极搜购收藏珍本秘籍，构筑了藏书名楼“涵芬楼”和东方图书馆，藏书多达46.3万册，为当时全国图书馆藏书量之冠。因为有这样丰富的藏书，张元济主持商务印书馆工作期间，辑印了大量古籍，为文化的传承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2）对当时读书人知识取向的反映
中国传统知识世界的主体，是饱读儒书、以读书——应试——做官为志业的士人阶层，并以获取了功名、进入了仕途的上层士大夫为核心。这从石印古籍兴衰上可以明显地反映出来，早期的石印出版物大都集中在士子必读的正编典籍、八股时文、传说小说、医书、碑帖等方面。在版面、装帧的形式上与刻本也是一脉相承。早期盈利巨大的石印古籍，大都也是科举考试用书，这也是石印古籍兴起的重要推动原因。而在光绪末年，科举废除，考场用书遂无人问津，石印业便遭受沉重打击并从此一蹶不振。
晚清小说的繁荣，其重要原因也是由于印刷事业的发展，由于石印术被广泛应用于小说印刷，近代通俗小说在出版数量、速度上都非以往可比。清光绪后期到民国初年大量的通俗艺术文学作品也多为石印本。晚清石印版小说从其内容构成来看，主要由传统的明清通俗小说、新小说以及翻译小说三部分组成。其出版发行机构则以石印书局和报刊并举，其传播速度之快，影响面之大，不能不说是得益于石印技术的普及。像光绪八年点石斋石印的《增刻红楼梦图咏》，光绪十三年大同书局《诵荻斋曲二种》，光绪十九年上海飞影阁的《均天乐》二卷本，光绪二十年袖海山房《百宝箱》二卷本和奎光阁《后西厢记》四卷本，光绪二十七年上海书局的《西厢记》五卷本，民国三年群玉山房《红楼传奇》八卷本，民国六年上海扫叶山房石印的《桃花扇》等等。阿英在《晚清小说史》中说到：“《孽海花》在当时影响极大，不到一二年，竟再版至十五次，销行至五万部之多。”如果没有石印术的迅速发展，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发行次数、数量如此之多是难以想象的。通俗的文学作品适合了文化层次较低人群的阅读，而廉价的石印本所提供的物质条件，充分满足了人们的欣赏需求。而这又在侧面上反映出当时世人对小说的喜爱。
（3）对当今的启示
印刷术的发明是中国人的专利，而石印技术在近现代的普及与应用的事实，则是中国人反过头来积极学习西方先进技术、求真务实的一个明证。
到了当代，人们制作的石印本和从前的相比，已经有了很大变化。典型的石印本是使用西方输入中国的石材，这是一种特殊的石头，把它磨平了，然后用于印刷。但是这种石头在中国没有出产，后来在中国就有一部分人开始琢磨它，利用金属版在上面进行腐蚀，它的印刷效果也还是不错的，基本上和石印机的效果相同，既有石材的风貌，又带有金属印刷的那种纤细，大大地降低了成本，这就成为现代的印刷技术，虽然还是使用传统的石印机，但做了一些改良。比如像华宝斋在这方面就有很多尝试，它从造纸到印刷到装订到成本，传统的一套已经形成了规模，不仅使中国古代造纸印刷技术得到传承，而且还有所推陈出新。在某种程度上说，这是创新精神的一种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