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内丹派的彰显
随着外丹派的没落与中唐后期外丹派义理运动对唐代道教理论的新发展，内丹派开始彰显。唐末，使内丹派真正成为一门系统的派别的人是钟离权与吕洞宾（也有学者认为北宋张伯端的《悟真篇》是道教理论由内向外的开始）[23]，在钟吕二人所编（亦说为五代施肩吾所编）的《钟吕传道集》中，可以看到二人对内丹的见解：
“奉道之人，晚年觉悟，根源不甚坚固。肾者气之根。根不深则叶不茂矣，心者，液之源，源不清则流不长矣。必也假其五金八石，积日累月，炼成三品。每品三等乃曰九品。龙虎大丹，助接其真气，炼形住世轻举如飞。若以修持内事，识交合之时，知采取之法。胎仙既就，指日而得超脱。彼人不悟，执在外丹，进火加日，服之欲得上升天界，诚可笑也。彼既不究外药之源，当以详陈内丹之理，内丹之药材出于心肾，是人皆有也。内丹之药材本在天地。天地常日得见也。”[24]
这段话表明了在五代时期的道教理论由外向内的转化。以前道教执着于修炼可以服食的丹药，但服食丹药的实际效果不佳，有时反而会害了性命。尽管道教将这一切的罪责归之于炼丹药的方式不当，但这一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也会威胁道教的社会地位，动摇自身的理论根基。所以这一问题的解决，就交给了内丹派。
“夫烧丹炼药，须烹龙虎之阴阳；驻命存形，藉养神气之魂魄。”[25]内丹派讲求的是体内精、气、神的修炼，是将自己的五脏作为修炼内丹的鼎炉，按照阴阳五行的运行之法，修习自身，不仅“药材出于心肾”[26]，同时“气”也成为贯通五脏，孕育内丹的关键所在。司马承祯的心性论在唐代有很大的影响，他在《服气精义论并序》中说：“黄帝曰：食谷者知而夭，食气者神而寿，不食者不死。真人曰：夫可久于其道者，养生也；常可与久游者，纳气也。气全则生存，然后能养志，养志则合真，然后能久登，生气之域，可不勤之哉！”[27]同时，他也指出“气”在五脏之间的贯通与修炼内丹的方法：“脏藏气，气之本也。诸气属于肺。夫气通于肺，又肺者，藏之长也，为诸藏之华盖，呼吸之津源，为传送之官，治节出焉。又魄门为五脏之使，为四藏之主，通于十二经脉，周而复始，故为五脏使也。故令气停于肺，而后流行焉。胃者，五脏六腑之海，水谷皆入于胃，六腑之大王也。五脏六腑皆禀于胃、五味入胃，各走其家，以养五气。是以五脏六腑之气，皆出于胃，变见于气口故也。肾者，生气之源，五脏六腑之本，十二经脉之根，左为正肾，右为命门，故令气致于肾，以益其精液。天食人以五气，地食人以五味。五气入于鼻，藏于心肺；五味入于口，藏于肠胃。味有所藏，以五气和而生津液，气液相感，神乃自生。此虽只论肺肾，其气亦自然流通诸脏，故曰：呼出心与肺，吸入肾与肝，呼吸之间脾受其味也。呼吸之理，乃神气之要，故太上问曰：人命在几间？或对曰：在呼吸之间。太上曰：善哉！可谓为道矣。”[28]
可见，在一呼一吸之间，当“气”孕于五脏，“呼出心与肺，吸入肾与肝”[29]，内丹派以人体为鼎炉，向体内求取药材的炼内丹之术便开始修炼。同时，内丹的修炼也要与外在的天地、阴阳、时令相随：“凡服气，皆取子后、午前者，鸡鸣至平旦，天之阴，阴中之阳也；平旦至日中，天之阳，阳中之阳也；日中至黄昏，天之阳，阳中主阴也；黄昏至鸡鸣，天之阴，阴中之阴也。人亦如是。又：春气行于经络，夏气行于肌肉，秋气行于皮肤，冬气行于骨髓。又：正月、二月，天气始方，地气始发，人气在肝；三月、四月，天气正方，地气正发，人气在脾；五月、六月，天气盛，地气高，人气在头；七月、八月，阴气始杀，人气在肺；九月、十月，阴气冰，地气始闭，人气在心；十一月、十二月，冰复地气合，人气在肾。至四时之月，宜各依气之所行，兼存而为之。”[30]
但是，如此讲求体内之精、气、神与外在时令、阴阳相合的内丹派，并不是外丹派衰落后才出现的产物，同时内丹派讲求的炼丹之法，也并不是内丹派独立创造的。
任继愈先生认为道教理论由外丹转向内丹是司马承祯的心性之学在道教理论上的表现[31]。但依据内丹派讲求“精气神”的理论，它的理论上限可追溯到原始宗教时期。“由巫觋在祭神、疗病时的轻歌曼舞、针砭、行气、房中、吐纳、引导等活动演化发展而来。”[32]而先秦时期的老庄思想在整个道教形成体系中处于思想主体地位，在早期道教著作中就有对《老子》一书的注解，即《老子想尔注》。此书便强调修炼时讲求内在的精与神，同时也表明了服食丹药不如修为自身的观点：
“当王政煞恶，亦视之如刍苟也。是以人当积善功，其精神与天通。设欲侵害者，天即救之。庸庸之人，皆是刍苟之徒耳，精神不能通天。”[33]
“求长生者，不劳精思求财以养身，不以无功劫君取禄以荣身，不食五味以恣，衣弊履穿，不与俗争，即为后其身也。而目此得仙寿获福。”[34]
“仙士意志道如晦，思卧安床，不复杂俗事也。精思止於道，不止於俗事也。”[35]
“至心信道者，发自至诚，不须旁人自劝。”[36]
《老子想尔注》传授的成仙长生之法为修身自省、避世、养精与慎独，在笔者看来，这是内丹派理论的第一次具体阐述。而稍后的《周易参同契》中蕴含的与自然五行相生相随之理虽被外丹派拿来做义理的自救，但也对内丹派服气之道与阴阳四时相协调产生了影响。
所以，笔者认为内丹派的理论源头是在道教创立之时，在道教相关文献中，讲求“精气”“与天地四时相合”的理论举不胜举，但这一理论得到广泛的扩展，却是在唐代外丹派出现危机之时。内丹派的彰显，确实是受到了唐代重玄学、心性论、道教义理运动的影响，在理论充分时期产生的内丹派便解救了因药材问题陷入重重苦难的外丹派，促成了道教的再次发展。因此，内丹派的理论体系在整体的道教发展脉络中是一直存在的，它与早期道教理论的关系比外丹派更为紧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