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迁徙的影响

秦汉时期的商人迁徙，是在统治者为服务于巩固其统治基础的目的之下，而衍生出的社会现象。因此，首先体现的是其对政治的影响，然而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商人特殊的社会身份、特有的思想品质及鲜明的阶级性，从而也对经济乃至社会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

总的来说，秦汉商人的迁徙对历史发展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经笔者归纳，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在政治上，秦汉商人的迁徙有利于国家政权的稳定，促进了中央集权政治的发展。就关中地区而言，向关中地区迁徙的商人均为富商巨贾，他们家财万贯，富可敌国，或为六国旧族，或为“豪杰并兼之家”。换言之，他们是影响社会安定，威胁统治安全的重要势力。中央加强对富商群体的控制，使得分裂割据势力削弱，消除了制造社会动荡的隐患。《汉书·地理志》载：“汉兴，立都长安，徙齐诸田，楚昭、屈、景及诸功臣家于长陵，后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杰并兼之家于诸陵，盖亦以强干弱支，非独为奉山园也。”^[19]元朔二年（前127），主父偃向汉武帝建议：“天下豪杰兼并之家，皆可徙茂陵，內实京师，外消奸猾，此可谓不诛而害除。”^[20]汉武帝采纳了此建议，“徙郡国豪杰及訾三百万以上于茂陵”。在秦汉“弱关东以实关中”政策作用下，中央加强了对旧贵族势力的控制，六国旧贵族的经济势力被严重削弱，中央集权得以加强。迁徙豪富迫使大量豪强地主离开本土，割断了他们与原居地的宗法关系，打破了他们与诸侯王国的勾结，也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同时，对边疆地区来说，将秦汉商人迁徙边疆作为抑商政策的体现，也集中反映了统治者劝农力本的政治意图。一方面，秦汉建立之初都面临战后的衰颓，战乱甫息，天下初定，社会秩序的稳定和经济的恢复发展都要求重点发展农业以保障人民的基本需求和国家机器的运转，因此将商人徙边具有一定的惩罚和警示的作用，达到了很好的劝农效果，也有利于稳固国家的统治基础。另一方面，将商人迁徙边疆作为秦汉统治者经略边疆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促进了边地的经济开发，加强了国防力量，推动了民族间的交往融合，维护了多民族国家的大统一。总之，秦汉商人的迁徙是服务于国家政策的需要，出于抑商及巩固中央统治的目的，无论是内迁还是外迁，都是统治者治国之策的一部分，对国家政权的稳定性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第二，在经济上，秦汉商人的迁徙促进了人口迁入地区的经济发展、推动了先进经济思想的广泛传播。就关中而言，以经商著称的齐鲁贵族占据徙居关中移民的绝大多数，他们的西迁不仅给关中带入了先进的生产方式，而且秉承了“（鲁人）好贾趋利”^[21]“（齐人）设智巧，仰机利”^[22]工商业传统和经营理念。他们利用关中“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柘，号称陆海，为九州膏腴”“泾水灌田，沃野千里，民以富饶”^[23]等优越的地理条件，迅速成为了关中商业中的霸主，并涌现出许多富豪，所以史称“关中富商大贾，大抵尽诸田，田啬、田兰，韦家粟氏亦巨万。”^[24]以至于“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关中地区遂成为全国的商业经济中心。

同时，边疆地区经济的发展也与秦汉商人的迁徙相关联。如前所述秦王朝谪戍岭南的对象主要为商人。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岭南地处“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水耨果嬴蛤，不待贾而足。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25]同时，其气候“卑湿”，有“丈夫早夭”现象；另据《汉书·严助传》引淮南王刘安上书称：岭南“林中多蝮蛇猛兽，夏月署时，呕泄霍乱之病相随属”^[26]，据此可知，岭南地区自然条件不利于人类的生产和生活，不仅其农业经济处于“饭稻羹鱼”“火耕水耨”的落后阶段，而且也根本没有商业经济存在的痕迹，更没有商人这一社会阶层。这种落后局面，在秦始皇强制迁徙商人及其子孙到岭南后，有了根本改观。具体表现为：在秦代统一岭南时，岭南尚无商业城市存在，但是到了汉武帝平灭南越叛乱时，南越国都——番禹，已是闻名全国的商业性都会，是“珠、玑、犀、瑇瑁、果、布之凑”等商品的集散地，而且在汉武帝实行“杨可告缗”、盐铁官营等重农抑商政策和全国其他许多商业城市出现萎缩现象的情况下，岭南的番禹、交趾、合浦、徐闻等城市的商业贸易仍有扩张的趋势，这无疑与秦汉被迁徙到岭南的商人及其子孙对商业经济意识的传播和卓越非凡的商业贸易活动有着密切的联系。

另外，除了岭南，西南地区也是秦汉商人迁入的主要地区之一。秦汉商人迁徙对经济的影响，从西南冶铁业的兴起历程中可窥一斑。战国后期，当中原地区已普遍地采用铁力牛耕，冶铁技术已相当成熟时，蜀地由于交通闭塞，信息不通，仍处于青铜器时代，但此地矿铁资源丰富，秦人将大批手工业者、商人迁入蜀地的同时，也无意中促进了巴蜀地区冶铁业的发展与兴起。据《史记·货殖列传》载：“蜀卓氏之先，赵人也，用铁冶富，秦破赵，迁卓氏之属……乃求远迁。致之临邛，大喜，即铁山鼓铸，运筹策，倾滇蜀之民，富有致僮千人。”又如“程郑，山东迁虏也，亦冶铸，贾椎髻之民，富埒卓氏，俱居临邛。”^[27]卓氏、程郑等中原冶铁业家的迁入，对西南冶铁业生产的兴起和发展无疑产生了推动作用，此后西南地区的冶铁生产后来居上，产品行销全国，巴蜀亦成为两汉时期重要的商业区。

第三，商人的迁徙对社会文化的影响在于他们以最旺盛的生机与最饱满的热情往来于各个文化特色不同的区域，他们的活动“均有无而通万物”，实现了各个区域物质文化的交流，同时也可以“益损于风俗”，对文化传统和文化走向不同的各个区域产生重要影响，推进各个区域精神文化的融汇。这个过程是一把“双刃剑”有利也有弊，有利方面体现在以下两点：

一是秦汉时期商人的迁徙活动促进了中原文化的传播，加强了与周边少数民族甚至外国的交流。如西汉正式同西南各族建立关系从夜郎国开始，起因便与商品贸易有关；与南越国的关系也因商品贸易得以改善。《史记》所载二事也可为例：一为汉武帝“建元六年，大行王恢击东越，东越杀王郢以报。恢因兵威使番阳令唐蒙风指晓南越。南越食蒙蜀枸酱，蒙问所从来，曰‘道西北牂柯，牂柯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蒙归至长安，问蜀贾人，贾人曰：‘独蜀出枸酱，多持窃出市夜郎。’”^[28]二为汉武帝“元狩元年，博望侯张骞使大夏来，言居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使问所从来，曰‘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或闻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国。骞因盛言大夏在汉西南，慕中国，患匈奴隔其道，诚通蜀，身毒国，道便近，有利无害。於是天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使间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国。至滇，滇王尝羌乃留，为求道西十余辈。岁余，皆闭昆明，莫能通身毒国”^[29]。

二是秦汉商人的迁徙活动带动了各地崇利经商的民风，出现了“利之所在，人趋之若流水”^[30]的社会潮流。关中地区，由于大量外地商人的迁入，风俗为之大改，“其民有先王遗风，好稼穑，务本业，始皇之初，郑国穿渠，引泾水溉田，沃野千里，民以富饶。汉兴……徙吏民两千石、高訾富人及豪桀并兼之家于诸陵。是故五方杂厝，风俗不纯。其世家则好礼文，富人则畜贾为利……又郡国辐辏，浮食者多，民去本就末。”^[31]此外，一些很早就有悠久的商业传统的地区，经商运动进入了新的活跃期，《史记》中载“洛阳街居在齐秦楚赵之中，贫人学事富家，相矜以久贾，数过邑不入门”^[32]。更有甚者，崇尚儒学，恪守礼仪的鲁地也已经“今去圣久远，周公遗化销微，孔氏庠序衰坏，地狭民众，颇有桑麻之业，亡林泽之饶，俗俭啬爱财，趋商贾，好訾毁，多巧伪”^[33]。偏远地区可以巴蜀为例，被徙居巴蜀地区的富商巨贾，以其制造的集中了中原文化精华的各类商品，直接感染了巴蜀文化，推动着巴蜀文化的变迁。秦汉时期迁入巴蜀的卓氏、程郑对巴蜀地区商业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史记》载：“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筰马、僰僮、髦牛、以此巴蜀殷富。”^[34]

商人的迁徙活动对文化的不利影响体现在它助长了奢侈之风的盛行。正所谓“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35]，通过从商而积累巨额财富的商人，浮华侈靡的消费习惯及生活方式对于全社会具有普遍的影响，使得社会风气为之一变，以致“世俗坏而竞于淫靡”。司马迁说这些富商大贾“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36]。《汉书》中记载他们“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农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千里游敖，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37]。据《华阳国志》载：“然秦惠王、始皇，克定六国，辄徙其豪侠于蜀；资我丰土，家有盐铜之利，户专山林之材，居给人足，以富相尚。故工商致结驷连骑，豪族服王侯美衣，娶嫁设太牢之厨膳，妇女有百两之徒车，送葬必高坟瓦椁，祭奠而羊豕夕牲，赠襚有加……原其由来，染秦化故也。”^[38]常璩所言蜀地“工商致结驷连骑”的奢侈之风，皆由“秦风”所“化”极是，其中秦汉迁徙而来的商人所起的作用，自然是举足轻重的。

在影响社会风气的同时，商人的活动对人们的价值观也有一定的影响，传统的义利观受到很大冲击，财富成为人们追求的直接目标，当时社会上流行着“何以孝悌为，财多而光荣”^[39]。到了东汉更是“文籍虽满腹，不如一囊钱”^[40]。人们为人处事的态度和是非标准为经济利益的厉害关系所混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