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冯弘事件”到“联姻事件”——高句丽与北魏冰冻期的入口与出口
南朝与北朝在军事上实力的变动固然是影响高句丽对其的朝贡变动的原因，我们也不能不考虑高句丽本身面对北方与南方不同发展道路的抉择与战略的转变。当然，在复杂的国际形势下，自身发展道路的选择往往是与其处理外交事务交织在一起，密不可分的。在考量本文所要论述的问题时，笔者觉得有必要将高句丽的南迁首都至平壤与之后所爆发的“冯弘事件”放在一起加以讨论。
高句丽早在长寿王十五年（即公元427）迁都平壤，史学家一般认为，长寿王南迁首都代表着高句丽政策由北上改为南进的开始。笔者认为，高句丽的政策在迁都之后并没有改变其发展战略，与东北亚的政局密切相关。鉴于本文讨论时间段为420年至479年，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宋初高句丽的周遭形势。407年北燕的建立取代了后燕这一夹于北魏与高句丽之间的地理位置，直至438年“冯弘事件”后北燕的灭亡。而高句丽移都平壤正发生在这一段时间内。其实，北燕与高句丽的关系并不和睦，北燕主只是将高句丽视为面对日益强盛的北魏的退路[29]。从之后的“冯弘事件”中冯弘在高句丽的傲慢态度对其关系可见一斑。北燕只将北魏视为自己真正的敌人。冯跋执政期间，于北魏泰常三年（418）因扣留北魏遣使，而遭受到北魏的进攻，最终却能“婴城固守”，使“道生（按北魏征东大将军长孙道声）不克而还”。并且“跋抚纳契丹等，诸部落颇来附之”[30]，可见当时北燕的势力不可小觑。
高句丽迁都平壤，我们可以把它看成高句丽对北方政局变动的一种反应，但这并不意味着高句丽发展战略的转移。而“冯弘事件”的爆发显示高句丽明显没有放弃它在北方的利益。此时迁都的目的似乎也不在南进，因为高句丽427年迁都，却在时隔23年后，于450年才开始对新罗有所行动。笔者认为高句丽的迁都是为了避免直接与北魏和北燕任何一方发生冲突，或者说是对于北部局势的观望。而当冯弘入高句丽后，高句丽的态度并不妥协，而高句丽此番动作正表明其政策还是注重在北部。北燕紧挨契丹等诸部落，《魏书》载有北燕冯跋“抚纳契丹等，诸部落颇来附之”，《十六国春秋》载，在冯跋时期“库莫奚出库真率三千余落请交市献马千疋”[31]，可知北燕在当时周边诸民族、部落中的地位。高句丽迎入冯弘，应当有出于控制北部意图，否则高句丽不会因为一个冯弘而放弃刚与北魏建立的良好关系。因此而与北魏结下了梁子，导致双方的关系走向冰冻期。
我们再看朝鲜半岛形势的变化。长寿王高琏迁都平壤后不久，百济与新罗便开始联手，合作以示友好，牵动了整个朝鲜半岛的权力结构的重整。
“（毗有王）七年（按433），春夏不雨。秋七月，遣使入新罗，请和。”[32]
“（毗有王）八年（按434），春二月，遣使新罗，送良马二匹。秋九月，又送白鹰，冬十月，新罗报聘以良金、明珠。”[33]
最终于长寿王三十八年（450），新罗侵犯高句丽边境，拉开了长寿王高琏执政时期高句丽进入朝鲜半岛角逐的序幕。
此后，454年、455年，连续对新罗、百济进行侵略，这可以看到高句丽已经将重心放在朝鲜半岛南部的新罗与百济上了。并于468年，长寿王五十四年，以靺鞨兵一万攻取了新罗的新直州城[34]。又在475年，长寿王六十三年，率领三万军队，攻取百济都城——汉城，并且擒杀了百济王扶余庆[35]。
高句丽在朝鲜半岛的局势与其与中原的关系息息相关。高句丽对新罗、百济，尤其是对百济的大规模举动巨大深刻影响着朝鲜半岛的政治结构，这势必与中原的北魏与刘宋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史料中，我们看到还是北魏在这一变局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典型事件便是466年的北魏与高句丽的联姻事件。
《三国史记》载：“（长寿王）五十四年，春三月，遣使入魏朝贡。魏文明大后以显祖六宫未备，教王令荐其女。王奉表云：‘女已出嫁。’求以弟女应之，许焉，乃遣安乐王真、尚书李敷等，至境送币。或劝王曰：‘魏昔与燕婚姻，既已伐之，由行人具知其夷险故也。殷鉴不远，宜以方便辞之。’王遂上书称女死。魏疑其矫诈，又遣假散骑常侍程骏切责之：‘若女审死者，听更选宗淑。’王云：‘若天子恕其前愆，谨当奉诏。’会显祖崩，乃止。”[36]
在《魏书》卷一百中亦有相同的记载。
魏显祖献文帝拓跋弘在位期间，北魏的朝政把持在文明太后手中。此次和亲亦为文明太后所提出，无论是《三国史记》还是《魏书》均有相同记载（魏书程骏传记载不同）我们权且不论是谁先提出和亲的要求，单从过程与结果而言，可以看到两点。第一，高句丽畏惧北魏以联姻之名以吞并高句丽。第二，北魏对于高句丽的态度是强硬的，使得“琏不胜其忿，遂断骏从者酒食。琏欲逼辱之，惮而不敢害”，以至最终高句丽在态度上是屈从与北魏的。之后的淮北易主就更加使得高句丽对北魏军事实力的进一步恐慌，高句丽从而真正的将目标放在朝鲜半岛的新罗与百济之上。同时，北魏对高句丽在其朝鲜半岛的活动予以承认更加使得双方的关系发展。475年，魏延兴二年，盖卤王十八年，百济上书北魏状告高句丽长寿王琏，请求共伐高句丽，献文以“理亦未周”含蓄的打发了百济的请求，以示对高句丽的友好。而高句丽对百济遣魏使者邵安“不令东过”，只得使三年后——延兴五年，北魏只得“使安等从东莱浮海”，以此可知北魏对高句丽的宽容态度[37]。
正是联姻事件的发生，使得高句丽的战略发展方向真正的开始向朝鲜半岛发展，由之前的北进政策改成了南下政策。而这一时期，北魏对朝鲜半岛局势的置之不理，借了高句丽更大的胆子南进，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来自北部的后顾之忧。也正是因为如此，其跟北魏的关系需要进一步的发展、巩固，方能更大肆地开展其在朝鲜半岛的开疆拓土，成为“冯弘事件”与“淮北易主”后高句丽对南北朝倾向的另一个转折点。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高句丽终于走出了与北魏的冰冻期，其北朝倾向跃然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