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汉文化“并行”下的宋代妇女服饰

宋同唐代一样，亦有所谓“服制”的规定，但在实际生活中却并不恪守一律。作为物质文化与精神文明综合反映的衣冠服饰，在这个时期发生了许多变化，尤其是胡文化影响下的女服，则显示出了新的时代特色。

赵宋初期，辽、西夏和金朝分别在中国北部和西部的开发中取得突破性的发展，并在社会文化的某些方面日益接近宋朝，甚至有些习俗还被宋朝汉族人民所吸取，成为宋人习俗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对于胡服，宋代屡次下令禁止士庶和妇女仿效契丹人的衣冠和装饰。如庆历八年（1048），禁止“士庶仿效胡人衣装，裹番样头巾，着青绿，及乘骑番鞍辔，妇人多以铜绿兔褐之类为衣”^[11]。《江邻几杂志》载：番俗“妇人不服宽裤与襜，制旋裙必后开袴，以便乘驴。其风闻于都下妓女，而士人家反慕效之，曾不知耻”。大观四年（1110），又下诏说，“京城内近日有衣装杂以外商形制之人，以戴毡签子，着战袍，系番束带之类”，“宜严行禁止”。政和（1111—1117）初，朝廷下令禁止“著蕃服”，“不得辄戴毡笠子”，后又多次禁止百姓穿戴契丹服装，如毡笠、钩墪（妇女袜裤）之类^[12]。这说明违禁者极多，大有无法禁绝之势。在金人日益严重的威胁面前，禁断更加严格了。

但当时的服饰已经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社会生活中伴随着民族间的不断融合，积极地持续地向前发展，而且此种趋势已不可逆转。表现在：

宜和五年（1123）十二月四日，尚书省称，禁“蕃装胡服”虽已很严，但“近日士庶于头巾后垂长带，有类胡服，亦合禁止”^[13]类似者不免，真可谓风声鹤唳了。据袁褧记载，徽宗（1101—1125）初，汴京妇女们“作大鬓方额”，后又“尚急扎垂肩”，旋又“多梳云尖巧额，鬓撑金凤”^[14]。

契丹服装的颜色，如“茶褐、黑绿诸品间色”，也在这时传入汴京^[15]。而契丹原有的小袖圆领衫也逐渐成为汉族服装，如宋公服“曲领大袖”乃是。政和时，袁裪为教坊判官制撰文字，曾有“浅淡梳妆，爱学女真梳掠”之语。正如苏辙诗所描述的那样：“左衽今已半。”^[16]或许朱熹的一句话，能清楚地予以阐释胡服在宋代情形：“金世之服，大抵皆胡服。如上领衫、靴鞋之类，先王冠服扫地尽矣。中国衣冠之乱，自晋五胡，后来遂相承袭。唐接隋，隋接周，周接元魏，大抵皆胡服”^[17]。果不其然，宋朝的服装，大抵只有“祭服”“朝服”或如司马光等人提倡但不太流行的“深衣”等还保留了汉制外，其他都是从“胡服”变化而来或受其深刻影响。

但从整体上看，宋代妇女服饰与唐朝相比是趋于拘谨、内缩不展、刻板保守的。换句话说此时女子服饰的潮流已由唐时的奢华转为宋时的典雅、简朴，“唯务洁净，不可异众”^[18]，宋真宗曾下诏指斥“近代以来，属辞多弊，侈靡滋甚，浮艳相高，忘祖述之大猷，竞雕刻之小巧”，告诫“今后属文之士，有辞涉浮华，玷于名教者，必加朝典，庶复古风”^[19]。此外，还有诗词为证，宋代张子野《菩萨蛮》：“簟纹衫色娇黄浅，钗头秋叶玲珑剪，轻怯瘦腰身，纱窗病起人。”^[20]

在宋朝的所有妇女服饰里，最具有时代特色的可以说是背子，背子始见于隋唐时期，当时因这种衣服袖子为半截且衣身不长而得名。但到了宋朝，其式样发生了某些变化，除了一改半截袖为长袖和长衣身以外，还腋下不开胯，即衣服前后襟不缝合，而在腋下和背后系有带子的式样。从穿着效果来说，背子穿着后的外形一改以往的八字形，下身极为瘦小，甚至成楔子形，使整个身体显得瘦弱，这正是与当时的审美观念相一致，因为在理学狂飚之下，女子成为男子的附属物，社会普遍以女子瘦小、病态、弱不禁风为美。宋人绘《女孝经图》《半闲秋兴图》中的妇女上着窄袖襦或衫，下着长裙，披有披帛，都是裙束于外，看上去与唐朝的装束相似，但已经不像唐时束得高至胸部，袒露玉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