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西安地处关中平原，背靠秦岭，东据潼关，自古易守难攻。抗战时日军止步于潼关，西安作为大后方，民族的苦难似乎并没有直接触痛秦人的神经；另一方面，传统社会的习惯仍旧广泛而深刻地存在着，妇女的境遇并没有太大改观。那么在“地无分东南西北，人无分男女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的时代，在陕西尤其是西安妇女工作的理念是什么呢？

1936年2月，宋美龄在庐山恳谈后，成立了旨在领导全国妇女参加抗战建国工作的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妇女指导委员会，此后不久陕西成立了分会。同年12月发生西安事变，此事一度搁置^[1]。1939年陕西新促妇委会重组，蔡文援、皮以书、王秀青等当时陕西妇女界的佼佼者在妇委会中均承担了重要工作，而《战时妇女》正是作为其喉舌的会刊。当年5月的创刊号，正是该会借纪念五四运动的契机集中反映妇女工作理念的一期重要刊物。蔡文援在创刊词中开宗明义，阐释宗旨：“使能纺织者加紧担任纺织，能种地者加紧担任种地，能缝纫者加紧担任缝纫，因为要支持长期的战争……而代替壮丁工作的，分担社会生产工作的，应该是妇女的责任。倘使不能直接参加生产，也应该厉行节约……完成妇女在战时的任务……实现妇女解放的理思（想）。”^[2]被传统社会浸渍透而又远离洋场的西安城，裹小脚、吸大烟的女人屡见不鲜，仿佛只有街头时新的着装或者来自晋冀豫的难民才提醒着人们：世道变了，日本人来了。作为省长夫人的蒋蔡氏要求妇女积极从事生产劳动支持长期战争，最不济也要节约，以履行妇女在战时的责任的号召，正是基于这种“参加到抗战中的妇女，还是极小的部分。尚有大部分的妇女，没有动员，没有组织，终日依旧是萎靡不振，或醉生梦死，或浪荡逍遥”^[3]的现实焦虑。

然而更为称道的是，在许多纪念五四的应景文章中，有些却不乏真知灼见，他们务实地批评说：“在以农立国的中国，五四运动始终局限于城市以内，□估有人口百分之八十之农民几若风马牛不相及。整个民族的事业，竟与民族中最大多数人漠不相干，显然是难以持久的。尤其当时的妇女界，除极少数学生外，大抵无知无识，不闻不问，不能说不是工作不普遍欠切实之过。”^[4]因此，他们认为仅靠少数社会上层女性去做是完全不够的，并且注意到，陕西农村妇女的潜在力量极其巨大，但农村妇女在所有妇女群体中意识又最为落后，应该更深入动员他们。他们呼吁“要将工作的重心，深入到社会的最下层”，动员占陕西人口总数一半的妇女应积极参加各项有益抗战的工作，这是妇女工作的方针。但是对于这番话我们还应当反思话语主体——知识女性的态度。创刊词中要求女性文化工作者唤起妇女对国家民族深厚的热情。农民蒙昧却质朴，二者心态及文化的断裂是传统与现代的断裂，并不是态度和缓、不怕脏的工作要求所能弥合的。因此要以知识女性启蒙的自我期许去开展农村的工作，恐怕千难万难，而接下来的工作也证明，妇委会的工作的主体仍然是机关人员和城里的学生。

那么他们准备开展哪些工作呢？陕西保安特党部田毅安的文章较好地阐释了理念中预设的妇女工作，其内容大致可以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1）精神动员。定期举办抗战二期宣传周和妇女国民公约宣誓典礼和宣传大会；宣传兵役。使每一个家庭的妇女都能做到劝男人去当兵，替国家去效命；（2）努力生产。战时后方工作要以生产为第一要义，使国家物力财力得以源源供应；（3）其他。按照出钱出力的抗战原则，妇女青年应发动妇女界组织洗衣队、缝补队、看护队、慰劳队、写信队为伤兵服务。此外，还应开展慰问难民，保育儿童，侦查汉奸，征募鞋袜，揭穿敌情，救济文盲等具体工作^[5]。以上内容都是战时妇女在后方从事后勤的应有之义，那么又怎么体现发刊词中的“实现妇女解放”呢？从《战时妇女》反馈的信息来看，该刊的作者群体普遍认为民族复兴和妇女解放已经成为妇女理应一力承当的责任。譬如孙绍宗就认为：“妇女同胞们，除参加抗战工作，为民族复兴奋斗而外，仍必为本身的解放，继续努力，今天妇女同胞的责任，可说是双重的。”^[6]而另一种更为激进的声音则认为，日寇不驱逐则妇女解放工作无由谈起，则全民族的复兴无由完成。其实民族复兴和妇女解放在抗战中并不矛盾，抗战规模之大把妇女拖入战争，从家庭走向社会，同男子一样担负了救国的责任，只不过扮演角色不同而已。在整个过程中，妇女工作被时代认可，地位也随之提高，所以说妇女解放伴随着整个抗战过程。而妇女的战时工作，也是抗战的构成部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