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政分离的后果
蜀汉灭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里仅就军政分离这一点来剖析。蜀汉军政分离主要表现在诸葛亮所指派的继承人不再是政治上的主导者，而同时朝中缺乏支持军府并且掌控朝政大局的重臣（包括皇帝的内侍近臣），反之则出现了猜疑、排斥乃至欲褫夺军府领导人兵权的力量，军府领导人感到自己权力地位受到威胁，为自保而携兵自固，或者在新的地区屯守以规避朝内的倾轧，这就是延熙十四年后蜀汉军政关系的主要特征。
延熙十六年（253）的岁首大会上，费祎被魏降人郭循刺杀身亡[54]。同年夏，时任卫将军的姜维率军数万人进攻南安，魏雍州刺史陈泰解围，姜维因粮尽而退。延熙十八年（255），维又出兵狄道，大败雍州刺史王经，但又遭陈泰解围，姜维退驻钟题[55]。据《三国志·陈泰传》记载，陈泰分析当时局势及姜维意图：
姜维提轻兵深入，正欲与我争锋原野，求一战之利，……诚非轻军远人，继之诡谋仓率所办。县军远侨，粮谷不继，是我速进破贼之时也[56]。
从陈泰的分析中可以窥探出姜维与中央微妙的关系：当时姜维并没有立即接任费祎，一则是姜维并不是诸葛亮生前钦定的继承人，而以积极的出战姿态显示自己在军中的作用，很明显有继任之念，故频繁用兵，但囿于粮谷不继，导致铩羽而归；二则也说明蜀汉中枢对于诸葛亮这一系的军府力量越来越排斥，故而姜维常常是孤军前进，得不到配合与支持。
蒋琬、费祎二人的继任是受到诸葛亮生前明确指定的，虽然蒋琬的上任伴随着杨魏之变，但其受职的各方面都是平稳有序的，说明诸葛亮的影响犹存；费祎接替，诸葛氏的影响就淡化了，以致大将军出屯却未能及时受开府之权，而中央也慢慢在蚕食军府的力量。到了延熙十九年（256），姜维被任命为大将军，直到蜀汉灭亡他也未能受开府之权；蒋琬、费祎任大将军时皆录尚书事，而到了姜维任大将军，始终没有领尚书事[57]，可见姜维的权力被限制的更多，几乎直接被排除出中朝核心。反之，诸葛瞻、董厥、樊建等人却在景耀年间平尚书事[58]，可见这群人在此时掌握着中朝权力，而背后或许就是后主的授意，他们虽不一定会像陈祗那样与宦官合流[59]，但对于后主来说，这批年轻而不具有威胁性的中朝官员正能满足他对于朝政的掌控。
姜维执着地伐魏，既与其笃行诸葛亮遗志有关，同时还可能与其原属魏降将这一身份有关：因为这一层“污点”，作为军事领导人的姜维为了避嫌就需要表现出对兴复汉室抱有极大的热忱，然而出师屡次失利以及朝内的局势转变，使得姜维的困境越来越大，自己的地位与权力日益受到威胁。
董允死后，后主信任的陈祗被任命为侍中，与黄皓互相表里，姜维虽身为大将军，位在陈祗之上，但因长期率兵在外，故少事朝政[60]。这时的朝内情况与董允在世时相比最大的变化就是姜维缺乏自己的盟友（或者说是诸葛亮的亲信）来管理控制局势，比之诸葛亮、蒋琬、费祎等军府出屯后的有备无患，姜维已是“腹背受敌”。
在中央，后主集团则积极谋划削弱姜维的军事权力，据《姜维传》：
（景耀）五年，维率众出汉。侯和为邓艾所破，还驻沓中。维本羁旅托国，累年攻战，功绩不立。而宦官黄皓等弄权于内，右大将军阎宇与皓协比，而皓阴欲废维树宇[61]。
按《华阳国志》记载在景耀二年阎宇任右大将军[62]，对于右大将军的地位，洪饴孙《三国职官表》认为是与大将军同属一品[63]，有学者认为阎宇是由右将军迁右大将军，应属二品官职[64]。抛开右大将军的品秩问题，据史书记载可知该军职在之前的蜀汉政权里并没有，则由上述记载推断，右大将军的职位很可能是为了胁制姜维。前面提到过，刘禅对费祎牢牢把握军权这件事上难以插手，但他肯定不会善罢甘休，因此树立阎宇很可能是蚕食军权的一次尝试。因此无论其职位高低，对于姜维来说都是一股危险的暗流。当然由于姜维始终行使大将军职权，牢牢控制着军队，阎宇不可能掌握太大的军力，但从这一新官职的任命上来看朝中特别是以后主刘禅为核心的宫中对于姜维的排挤日渐深重。
就连诸葛亮阵营中的成员也对姜维的军事行动不予支持。延熙十八年（255）时任征西大将军的张翼以“国小民劳”为由反对姜维出军，张翼是少见的职位甚高的蜀地人士，因在战场上富有胆识、能随机应变而受到诸葛亮的赏识[65]，如今张翼对姜维的出兵表示反对，可见蜀汉局势并不乐观。景耀元年（258）陈祗死后，出身丞相府令史的董厥、诸葛亮之子诸葛瞻等都担任过尚书令一职[66]，是中朝的主要负责人；景耀六年（263），魏军大举进攻，姜维向后主上表请派将领驻守阳安关口、阴平桥头以防钟会的进攻，但被黄皓和后主压制，致“群臣不知”[67]。何焯指出，姜维上表却不让诸葛瞻知晓，可能是二人“素非同心故”[68]。又据孙盛《异同记》载：“瞻、厥等以维好战无功，国内疲弊，宜表后主，召还为益州刺史，夺其兵权；蜀长老犹有瞻表以阎宇代维故事”[69]，这就说明诸葛瞻并非姜维的统一阵线。姜维的军事行动不仅不能得到皇帝的支持，连作为诸葛亮儿子的诸葛瞻都不与他合作，可见姜维在蜀汉所处的地位是何其艰难。
由于军政已经分离且对立态势愈加严重，姜维为了能尽快实现北伐目标试图改变过去的军事策略，典型的事件就是姜维对汉中防御体系的改变，汉中地区最大的作用是借助优势地形御敌于外，而姜维却将汉中兵力分化至汉、乐二城，欲诱敌深入然后“重关镇守以捍之”[70]，实际上这种做法并非完全不可取，但问题在于后来姜维所统领的主力部队远离了成都——汉中沿线，而来到偏远的沓中，使得这一方案缺失了援军合围这一重要环节，所以才会带来一系列严重的后果。
前人认为移屯致祸始于蒋琬，如郭允蹈在《蜀鉴》中指出：
蒋琬委去南郑，称疾屯涪，无复远撂，非但不足于攻，且不足于守。然则所谓乘汉、沔以复汉中、保凉州而后氐羌，殆虚语耳，蜀之不竞，琬之罪也[71]。
王夫之也认为，蒋琬移屯改变了诸葛亮生前以攻为守的策略，放弃了以险峻地势自御的优势，造成了东西两面的防御松弛，种下了日后邓艾由阴平偷渡入蜀的祸根[72]。由之前的分析可以看出，蒋琬的移屯并没有使蜀汉防御削弱，自魏延任汉中太守以来汉中地区所采取的战略部署都是实兵诸围以御敌[73]，关键在于利用优势地形，固城自守，王平以不足三万之军就抵挡住了曹爽十余万的大军，直到涪县的驻军与来自成都费祎的军队及时赶到，魏军撤退，可见这种安排有一定的保障[74]，而蒋琬移屯于涪是为了便于调控国内的局势。蒋琬在延熙六年由汉中移镇涪县，将长期屯驻汉中的军队在保证北方防御不受大的干扰的前提下引入成都周边的军事阵地中，是一次较为可行的军事调动，首先汉中作为北部重镇的地位没有改变，而涪县的守军进可援汉中，退可保成都，这样也有利于蜀汉核心地区的稳定。虽然王夫之认为当时魏正处于曹氏与司马氏斗争的时期，魏国无暇顾及此，给了蜀汉以喘息之机[75]，但毕竟二十年后蜀汉方才灭亡，因此将蜀汉的灭亡迁罪于蒋琬未免有些牵强。
景耀五年（262）姜维受到黄皓等人倾轧太重，故转至沓中“种麦”，“以避内逼”[76]，其目的跟当年费祎转屯汉寿类似，借拥兵以求自固，防止失去权力而遭贬黜，只是姜维这次走得更远，后果也更严峻。
汉中防线格局的打破，姜维率军转驻沓中，两者的结合是蜀汉灭亡最大的隐患，在此之前，蒋琬屯涪、费祎屯汉寿都是在成都—汉中这一沿线上驻守屯兵，这条纽带囊括了蜀汉最重要的政治军事地区。虽然费祎屯汉寿是受成都政局的转变而作，但毕竟没有脱离这一条线路，也反映出蒋琬、费祎对于全局的把握还是审慎的。姜维选择屯驻沓中，可能与团结陇西诸夷戎以攻之的战略意图有关，姜维统领全军后多次转战于陇西、南安等郡，屯于沓中也便于其出兵[77]。然而从蜀汉本身来讲，沓中处于川西高原，与核心地区成都平原的交通联系并不方便，无论是接收情报还是前赴救援都显得迟缓。姜维脱离成都—汉中线路将兵力屯于偏僻艰险的西北地区，不但没有起到联戎伐魏的作用，反而“远离巢窟”[78]，弱化了成都沿线的防御，也就有了后来魏军进攻而姜维不能及时救援的结果。
景耀六年（263）魏国分三路大举伐蜀，钟会的主力部队突破汉中，姜维只能退于剑阁，而邓艾由阴平奇兵长驱直入，蜀汉却认为敌方不至于很快进入，乃不作城守调度，等到邓艾已入阴平，才感到局面的严重性[79]，表明姜维战略调整的失误以及蜀汉对于军事的松弛，侧面反映出军府所受排挤之深，造成蜀汉对整个军事部署上的懈怠。炎兴元年（263）冬，后主出降邓艾，蜀汉灭亡，很快后主便向姜维发出敕令要求停止抵抗[80]，说明后主完全没有反抗之意，也能看出他对拥兵的姜维并不信任，故要求姜立即投降，姜维不得已只能投戈放甲，真正“放弃”了军权，蜀汉军府也就此终结。
姜维屯驻沓中，是费祎屯汉寿后军政分离的又一次表现，与之前相比，军府远离了重要的汉中据点，分兵又使汉中据点空虚，蜀汉的门户起不到防御作用；沓中距成都道路险阻，要想救援实在困难，这就给了魏军长驱直入之便，如入无人之境，蜀汉走向全线崩溃并速亡。究其原因，正是蜀汉军政分化、姜维远屯以避内逼，整个蜀汉军事部署的失败所带来的一系列效应。屯沓中可能原本是权宜之计，却没有料到魏国的进攻如此迅猛，这也就是军政分离所造成的不可挽回的后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