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征募与慰劳

关于妇女征募工作，从1939年5至12月的工作报告中可以得知，这期间她们开展了规模较大的游艺会和义卖，募集了肥皂500余块、手巾200余条、饼干200余斤、袜子百余双、香烟千余盒；为第一、第二战区以及十八集团军赶制寒衣36000件；募国币40000元用于为第一战区部队定制棉背心20000件^[10]。1940年有记载的募集工作有：募集现金2000余；征募夏衣；将征募所得衣料制成布袜30双、夹背心20件、衬衣50件短裤50件^[11]；为抗属工厂筹金30000元^[12]；募集医药费10000元整汇解重庆总会^[13]。除去用于直接支援前线，完成总会交待的任务之外的募捐所得款项，是接下来开展慰劳工作的物质来源之一。

慰劳工作由新促妇委会和妇女慰劳会联合展开，工作报告中记载的主要有以下一些。1939年5至12月期间，服务队每两周携带香烟饼干等慰劳品赴各医院，为伤兵洗衣数百件，写信共两千余封；与伤兵招待所联系，凡有伤兵送达西安车站，派员慰问，送茶水；为前线战士制作慰劳袋300余双；募集慰劳袋千余件，慰劳信一千余封；制作荣誉证章赠送负伤将士，已发放600余枚^[14]。1940年1月，派歌咏队至第四十七伤兵医院、第十休养院各慰劳一次；送第四十七兵站负伤将士画刊250份，香烟135包；帮助寄信125余封；访问西安市区出征家属3次^[15]。1940年2至3月，派歌咏队赴四十七兵站医院和第十修养院慰劳；寄信880余封；慰劳抗属，给每一抗属发1元钱；慰劳第十休养所伤兵，赠送画刊120份，香烟350包，奖章85枚，饼干400斤，毛巾450条，线袜220双。第四十兵站获得同样慰劳物资，数量分别为200份、560包、130枚、620斤、500条、310双^[16]。1940年7至9月，赴第十休养院、二十九后方医院进行歌剧慰劳各一次，赠送慰劳金共1330.2元；发放抗属慰劳金每人1元共685元；赴西大街、三桥镇贾里村做扩大新兵慰劳，新兵每人发放1元；慰劳崇礼路东段贫民区被炸居民，发放衣裤160套，捐款400元^[17]。1940年10至12月至二十九后方医院、第十休养院发放慰问金。负伤将士每人10元，患病官兵每人5元。犒劳猪肉800余斤，毛巾1500余条，并进行公演、洗衣、写信、包扎、看护；赴西安车站为过境伤兵455名服务，包扎伤口，分发米粥^[18]。

就慰劳一项可以明显看出慰劳工作由精神慰劳向物质慰劳转变的趋势，这一方面我们的确看到当时的妇委会和慰劳会在慰劳、募集方面做了一些相当切实的工作；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有来自总会和省政府的资金支持。除上文所述事迹外，慰劳队每月都会去伤兵医院慰劳一到两次。在一封伤兵写给妇女慰劳队的信中就说“贵会各位女同志常常到这里来为我们写家信，喂饮食，补衣服，洗伤痕；还又送我们许多东西，这种热心爱护的精神，真使我们感激而兴奋。”^[19]这封信不排除伤兵站与慰劳队公文应酬的可能，但她们的工作的确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了伤兵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安慰，起到了稳定后方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