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抗战时的陕西

抗战初期，由于国共双方的良好合作使得陕西得以安全保存。虽然当时陕西地处抗战前线，但无论是在晋陕交界的千里河防线上，还是在豫陕交界的潼关要隘，国共都英勇抗战，解除了陕西的威胁。此后，日军战略重心转移到华北地区，对西北无力顾及，再者，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不断扩大，陕西河防基本稳定；但是随着抗战即将胜利，国共关系逐渐紧张。民国28年（1939）后，陕西的军政大权逐渐从陕西省政府主席蒋鼎文转到了胡宗南手中。随着后期战局的发展和国民党政策重点由对外转向对内以后，国共在陕西的摩擦逐渐升级，特别是1943年5月共产国际解散以后；经济上，由于一部分沿海和战区工业的内迁使得陕西的工业有所发展。因为其中一部分厂家西迁至陕，据统计，迁入西安、宝鸡、咸阳等地约有42家，技术工人700余人^[2]。在体育、卫生方面，由于战争、经济的限制，整体上十分落后，每年因传染病及各种常见病死亡者无以数计。

在这种情况下，1943年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中把新生活运动作为五项建国运动的总运动，“新生活运动可以说是五项建设的总运动”^[3]。（五项建设即心理建设、伦理建设、社会建设、政治建设、经济建设。）那么新生活运动到底应该怎样调整实施以适应战后发展的需要呢？暂以1943年陕西新生活运动促进会的措施为例，简析这个时期“新运”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