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 结
综上所述，刘渊与太原王氏的关系，一方面实际上是一种以乡党为纽带、以利益为趋向的政治同盟。屠各贵族在初步掌控南匈奴之时，需要西晋朝廷给予认可和支持，而身为乡党且如日中天的太原王氏正可为其提供政治资源。另外，刘渊本人在洛阳作为质子期间，其所受到的打压和威胁也是其迅速向王浑靠拢的重要原因之一。对于太原王氏而言，刘渊的独特价值在于，其在并州本地拥有一支足以稳定并州局势的强大武力。而魏晋时期纷繁复杂的政局也促使太原王氏不得不谋求营结具有同盟性质的家族关系网，以求自保。刘渊所控制的军事力量，正可为其充当重要的支撑，与刘渊结交，便有利于增加太原王氏的政治资本。二者互惠互利，各取所需。另一方面，刘、王结交也是时代的产物。东汉末年，并州局势的持续恶化，朝廷的控制力日趋衰弱，使得并州本地士族不得不重新寻找可以依赖的权威。正在崛起的屠各贵族便成为其重要的选择之一。除此之外，促成二者结交的关键性因素则是二者的文化趋同，即民族的文化融合或者说是胡族的汉化。正如《徙戎论》所言，汉魏之际关陇及并州地区的胡汉杂居情况相当普遍，这为民族融合提供了绝佳的机会。而文化程度差异，使胡族自然地开始学习汉文化，并潜移默化的发生了改变，文化素质随之提升。一些汉化程度较高的胡人甚至被引入士族交际圈。这也证明随着民族融合的不断深入，使某些汉族士人思想中“华夷之辨”观念被动摇。而首先被动摇的，或许是那些乡里近胡的士人，地处并州的太原王氏便是最好的例证。
【注释】
[1]《晋书》卷一〇一《刘元海载记》，第2646页。
[2]《晋书》卷一〇二《刘聪载记》，第2657页。
[3]《晋书》卷四二《王浑列传》，第1201—1205页。
[4]《晋书》卷一〇一《刘元海载记》，第2646页。
[5]《晋书》卷三《武帝纪》有云：“……迷王浑之伪策，……元海当除而不除，卒令扰乱区夏……”
[6]《晋书》卷一〇一《刘元海载记》，第2646、2647页。
[7]《续汉书·百官志一》：“明帝初置度辽将军，以卫南单于众新降有二心者，后数有不安，遂为常守。”刘注：“应劭《汉官仪》曰：‘度辽将军，孝武皇帝初用范明友。明帝永平八年，行度辽将军；安帝元初元年，置真。银印青绶，秩二千石。长史、司马六百石。’《东观书》云司马二人。”《后汉书》志第二十四，第3565页。《续汉书·百官志五》：“使匈奴中郎将一人，比二千石。本注曰：主护南单于。置从事二人，有事随事增之，掾随事为员。”注引应劭《汉官》曰：“拥节，屯中步南，设官府掾史。”《后汉书》志第二十八，第3626页。
[8]《后汉书》卷八九《南匈奴传》，第2964页。
[9]参见陈勇：《刘渊的质任身份与五部的政治重组》，收于氏著《汉赵史论稿——匈奴屠各建国的政治史考察》，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118—124页。
[10]参见唐长孺：《魏晋杂胡考》，收于氏著《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377—399页。
[11]《三国志》卷二八《邓艾传》，第776页。
[12]《晋书》卷五六《江统传》，第1534页。
[13]《晋书》卷四二《王浑传》，第1201—1205页。
[14]《晋书》卷四二《王济传》，第1207页。
[15]参见谷川道雄：《隋唐帝国形成史论》，李济沧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22—30页。
[16]参见陈勇：《刘渊的质任身份与五部的政治重组》，收于氏著《汉赵史论稿——匈奴屠各建国的政治史考察》，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118—124页。
[17]《晋书》卷八九《南匈奴传》，第2549页。
[18]《晋书》卷五六《江统传》，第1532页。
[19]以上王昶事迹皆引自《三国志》卷二七《王昶传》，第743—750页。
[20]关于太原王氏在西晋的婚宦交游情况，可参见范兆飞《中古太原士族研究》第一章之第四节《西晋太原士族之交游》。
[21]参见陈爽《世家大族与北朝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第96—97页。
[22]《后汉书》卷二八上《冯衍列传》，第968页。
[23]《晋书》卷一〇一《刘元海载记》，第2645页。
[24]《晋书》卷五六《江统传》，第1531—15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