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余论
“世界潮流”的到来叩开了封闭的帝国大门，铁屋子中的先知们率先冲了上去，他们在晚清以来的一股股政治、社会、思想浪潮中，完成着中国新知识分子的代际转换和历史使命。当五四学生群体被“潮流”推到历史潮头的时候，他们没有畏惧而是竞相弄潮，各有侧重地应对了社会政治秩序危机和道德信仰意义危机的双重挑战，尽管各自取径及历史走向不同，但就当时来说，他们都承担起了时代的使命，仅因此我们就该永远地“纪念五四”。更何况五四还给我们留下了“未完成的启蒙”。
在这场壮观奇异的“潮流”图景之中，我们分辨着五四学生的思想脉络。我们通过对世界潮流的梳理，集中考察了他们之间共享又内在紧张的思想资源，以及逐渐清晰分化的思想倾向。大致说来，是不同程度地徘徊在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个人主义与群体意识、平民主义与精英主义之间。这些思潮就像海里的浪潮一样共存于海面上，随着环境脉络的变化而相互竞逐、相互冲突，时而呈压倒之势，时而暗自潜伏。
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发生的五四运动，并不是简单的爱国运动[58]。正如罗志田先生所说的“涟漪效应”，“世界主义”的潮流早已到来并在民初的思想界掀起波涛，而“民族主义”的浪潮则在清末一度高涨之后归于沉寂，但仍暗流涌动，并在巴黎和会外交失败的刺激下一跃而掩盖了世界主义的浪潮，从而两股潮流搅在一起，产生了“涟漪重叠”的效果，使后人误以为五四运动全然是爱国主义的“大发作”[59]。实际上，五四学生群体作为五四运动领导者，其内部关系网络和思想倾向的分化重组都是在这些潮流之下进行的，所以都不同程度地染上了潮流的色彩。因而五四学生之所以离开教室走上街头，除了“外争主权、内除国贼”，更是为了捍卫其心中坚信的正义、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人类理想。
五四运动之后，新潮社和国民社成员有的出国留学，有的留在国内继续“新文化运动”或“社会运动”。随着救亡形势的日益紧迫，曾经多元多歧的“世界潮流”已经不再和谐共存，在此起彼伏的较量过后，世界主义、个人主义逐渐淡出，民族主义、群体意识迅速凸显，大致在1925年五卅运动后，中华大地上很快又掀起了一场民族主义狂飙。至此，我们蓦然回首，才发现“这些潮流不仅是外来的，而且是客观的，为历史演化的必然法则所支配，同时也是众人意志的集中体现。一旦众人的心理形成某种趋势，变客观化为某种历史潮流，个人便无可选择，唯有顺应而已。”潮流遂摆脱了“公理”的束缚，“变成等同于人民主观心理的民意”，如脱缰野马，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浩荡东去[60]。
曾经宣言“做世界‘弄潮儿’”的“新潮”和“国民”同人都不得不在这匆匆而来又挥之不去的潮流中升降沉浮，走向了各自不同的人生之路。
【注释】
[1]“五四运动”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内涵：狭义是指因巴黎和会外交失败刺激，在1919年5月4日发生的“五四事件”和由之而起的罢课、罢工、罢市等群众性爱国运动，以罢免曹章陆、拒签和约而告终，时间大致为1919年5月4日至1919年6月28日；广义还应包括兴起于1915年的新文化运动，并在狭义五四运动的催化下大为扩展，时段大致为1915年到1925年。本文提到的“五四运动”皆指狭义，涉及广义五四运动皆用“五四”或“五四时期”指代。经考证，“五四运动”一词最早出现在北京中等以上学生联合会1919年5月14日草拟的《致各省团体电》中。但真正最早赋予其历史意义的是学生领袖罗家伦，在五四事件刚刚发生不久罗家伦即撰文表明了五四运动的意义在于“学生牺牲的精神、社会制裁的精神和民族（众）自决的精神”；陈独秀更将五四运动不同于一般爱国运动的精神概括为“直接行动和牺牲的精神”；罗家伦又在五四运动一周年时总结道：“无论是赞成的反对的，总不能不认五四运动是中华民国开国以来第一件大事。这件事为中国的政治史上添一个新改革，为中国的社会史上开一个新纪元，为中国的思想史上起一个新变化！”这些评价在今天看来仍不失为洞见。分别参见杨琥：《“五四运动”名称溯源》，《北京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毅（罗家伦）《“五四运动”的精神》、陈独秀《五四运动的精神是什么？》，收入袁伟时编著：《告别中世纪——五四文献选粹与解读》，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78—480页，原文分别载于《每周评论》第23号（1919年5月26日）和《时事新报》（1920年4月22日）；罗家伦：《一年来我们学生运动底成功失败和将来应取的方针》，收入张允候、殷叙彝、洪清祥、王云开编：《五四时期的社团》（二），三联书店，1979年，第101页；原载《新潮》2卷4号。
[2]关于五四阐释史的研究除了大量综述外，还有专门的论述，参见张艳：《五四运动阐释史研究（1919—1949）》，博士学位论文，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历史学，2005年。
[3]杨念群：《“五四”九十周年祭——一个“问题史”的回顾与反思》，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9年，第1页。
[4]思想传播媒介主要有两种变化：一是报刊杂志、新式学校及学会等制度性传播媒介的大量涌现；二是作为新社群媒体的知识阶层的出现。思想内容的变化也有两方面，即“文化取向危机”与“新的思想论域”的出现。参见张灏：《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新星出版社，2006年，第134页。
[5]许纪霖：《近代中国的公共领域：形态、功能与自我理解》，《史林》2003年第2期，第83页。
[6]关于晚清以来学生群体与社会变迁的互动关系，可参见桑兵：《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7]相关论述请参见许纪霖：《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论·序》，许纪霖编：《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论》，东方出版中心，2000年，第1—12页。
[8]关于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代际划分请参见许纪霖：《20世纪中国的六代知识分子》，《中国知识分子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79—88页。另外，本文“五四学生群体”是指五四时期（约1915—1925前后）就读于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借用许先生的分析模式，以五四运动为界，也可将其分为两批：前一批指直接或间接组织参与、经历了五四运动的学生，大都出生于1890—1905年前后：如五四运动领袖许德珩出生于1890年、匡互生出生于1891年、邓中夏出生于1894年、傅斯年出生于1896年、罗家伦出生于1897年、张国焘出生于1897年，未直接参加游行的新潮编辑顾顿刚出生于1892年、朱自清出生于1898年、新潮社最小的俞平伯出生于1900年；后一批在五四运动时还小并于五四运动后陆续入学，仍然受五四的熏陶。从时段上，这一概念应该稍狭于许纪霖先生划分的“后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前后两批分别出生于1895—1910，1910—1930），从构成上，五四学生群体是后五四知识分子的主要来源，后来五四学生群体中的一部分成为了后五四知识分子。关于五四学生群体这一概念尚需更细致的研究，它与后五四知识分子间的关系也有待更深入的讨论。本文主要讨论前一批五四学生群体。
[9]新潮主编傅斯年对新一代启蒙者的困境认识得很清楚，比如，他在经历了五四运动即将出国留学之际总结道：“我们有点勇猛的精神，同时有个武断的毛病。要说便说，说得太快了，于是乎容易错。……我们的结合是纯由知识的，所以我们的结合算是极自由的。所以我们所发的言论是极自由因而极不一致的；虽有统一的精神，而无一体的主张。我们有孩子气……要说便说，要止便止，虽则是自然些，有时也太觉随便。况且我们是学生，时间有限，所以经营不专，因而不深。”此言大致道出了他们的心声，也是五四启蒙时期一直紫绕在他们心头的内在矛盾。参见傅斯年：《〈新潮〉之回顾与前瞻》，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一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294页。他发表在《新潮》上的文章以及新潮社读者或编辑诸君之间的通信中也多次提到这些困境，这一点在傅斯年与鲁迅通信中关于“蛇”和“夜猫”的不同譬喻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可参见《顾诚吾致傅斯年、傅斯年附识》《顾诚吾致傅斯年、傅斯年顾诚吾》《对于〈新潮〉的一部分意见（鲁迅致傅斯年、傅斯年答）》《对于〈新潮〉之评论（杨钟健来信、罗家伦答、傅斯年附言）》，收入《傅斯年全集》第一卷，第205—206、234—238、272—274、278—281页。另外，关于五四知识分子困境和师生两代人之间差异的讨论请参见舒衡哲：《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刘建京译，新星出版社，2007年。
[10]从北京大学在1917年蔡元培先生任校长前后的变化中即可看出，进步青年只是学生中的一部分，从傅斯年、罗家伦等五四时期学生的论述和回忆也能够发现，当时学生中仍有许多处于未启蒙的、昏乱的、腐朽的状态。但这部分旧的生命已经是气息奄奄，而新的生命则气势汹涌、迎潮而上，争当世界潮流的弄潮儿，成为五四学生群体的主体部分。傅斯年五四运动前后发表在《新潮》上的《社会-群众》《朝鲜独立运动中之新教训》《〈新潮〉之回顾与前瞻》《时代与曙光与危机》《青年的两件事业》等文章中皆有对当时青年状况的深刻反思，分别见《傅斯年全集》第一卷，第151—153页、第215—216页、第290—297页、第345—357页、第384—388页；另外傅斯年在留学英国后致胡适的信中提到俞平伯“忽然于抵英两星期后回国”之事时，认为原因在于“家庭”和“传统文人观念”，并“望此后的青年学生，不再有这类现象就好了”。通过傅斯年对俞平伯的看法更可见五四青年思想之复杂状况，参见《傅斯年全集》第七卷，第11—12页。罗家伦在《一年来我们学生运动底成功失败和将来应取的方针》《张继（溥泉）来信）及《罗家伦答张继》等文中对此也都有精彩分析，参见《五四时期的社团》（二），第101—118页、第88—91页。
[11]许德珩：《五四运动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212—213页，原载于《九三社讯》，1951年第3期。
[12]如果说上引许德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的回忆可能有时代的局限，那么同为国民杂志编辑的黄日葵在1923年的总结应该更为客观些，他说道“五四运动之前年，除《新青年》杂志为教授所主持者不计外，学生方面，有两种大的倾向……一种倾向只代表哲学文学一方面，另一种倾向是代表政治社会的问题方面。前者是新潮杂志社，后者是国民杂志社。《新潮》于思想改造、文学革命上，为《新青年》的助手，鼓吹不遗余力，到今这种运动已经普遍化了。国民杂志社的一群，始初以反抗帝国主义（日本）之压迫这点的政治热相结合。在杂志上可以看出他们对于政治问题、社会问题是特别注意的。”参见黄日葵：《在中国近代思想史演进中的北大（节录）》，《五四时期的社团》（二），第35—36页，原载《北京大学二十五周年纪念刊》，1923年12月17日。
[13]《国民》杂志正式创办于1918年10月20日，是全国性爱国组织“学生救国会”的机关刊物，由许德珩、邓中夏、高君宇和黄日葵等发起，以“增进国民人格、灌输国民常识（后改为“灌输国民新知识”）、研究学术、提倡国货”为宗旨，在成立过程中得到了蔡元培、李大钊的帮助，邵飘萍出任顾问，蔡元培对“国民”做了一定限制要求，五四运动前出版了第一卷共5期，五四运动后出版了第二卷共4期，1921年4月后停刊。《新潮》杂志正式创办于1918年11月19日，一年后决定改组为学会，并于1920年8月15日正式成立。最初由傅斯年、罗家伦、康白情和徐彦之等发起，以“批评的精神、科学的主义、革新的言词”为旨趣，在成立过程中得到了蔡元培、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的帮助，胡适出任顾问，并得到了校方的经济支持，五四运动前出版了第一卷共4期，五四运动后出版了第二、三卷共7期，1922年2月后停刊。关于两刊物相关情况请参见《五四时期的社团（二）》，第1—126页；另见《五四运动回忆录》中相关当事人回忆。
[14]“和谐”表现为：一是学生个体内部思想状况的和谐，在他们思想中存在许多混杂的资源，有些甚至是互相冲突矛盾的，但这思想未经催化尚处于一片混沌的状态，只是各人有不同侧重；二是学生关系网络的和谐，社团间学生彼此“连络有亲”，主要成员关系大都是同班、同门或同乡、同宿舍，不同社团成员往往又共同加入其他某个社团。新潮社和国民社是北京大学成立最早的学生主办的杂志社，创办及解体时间大致相同，在北京大学的“关系网络”之中双方颇有“势不两立”的意味，而将这种“势不两立”放置于整个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关系网络之中则更值玩味。值得注意的是，和谐之下隐藏着巨大的差异和紧张，一经催化就很可能爆发出来，以后见之明看，五四运动就起到了这个作用。关于两社团之间的紧张关系请参见许德珩：《回忆国民杂志社》，《五四时期的社团（二）》，第38—39页，另《为了民主与科学——许德珩回忆录》，第43—53页。
[15]许纪霖：《作为社会运动的“五四”》，《学术月刊》2009年第5期，第153页。
[16]什么是五四思想的两歧性？张灏先生认为：“就思想而言，五四实在是一个矛盾的时代：表面上它是一个强调科学、推崇理性的时代，而实际上它却是一个热血沸腾、情绪激荡的时代，表面上五四是以西方启蒙运动主知主义为楷模，而骨子里它却带有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一方面五四知识分子诅咒宗教、反对偶像，另一方面他们却急需偶像和信念来满足他们内心的饥渴；一方面他们主张面对现实‘研究问题’，同时他们又急于找到一种主义，可以给他们一个简单而‘一网打尽’的答案，逃避时代问题的复杂性。”参见张灏：《重访五四——论五四思想的两歧性》，《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第201页。
[17]这在五四学生的诸多言行上皆有表现：如，对于个人/群体、（民族）国家/世界等核心概念的认知，对于启蒙/救亡、学术/政治等个人志向与社会责任之间的选择，对于众多社会现实问题的思考，对于中国现代化道路和历史进程的探讨等等，其中都存在着深刻的思想两歧性。
[18]这里的“新潮”和“国民”有两层含义：一是将两者作为实体存在的杂志和社团来看，主要考察其旨趣、组织和走向；二是将两者作为两种不同思想倾向来看，主要考察双方总想内容中对“世界潮流”的认知。如文中所述，新潮与国民同人皆为当时之“新青年”，是五四学生群体的主体力量，其思想状况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而且以上两个集体存在着明显的歧异，所以选取它们作为个案具有一定的有效性。
[19]钱穆：《风气与潮流》，《晚学盲言》（下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21页。
[20]参见许纪霖：《近代中国政治正当性之历史转型》，《学海》2005年第5期，第81页。
[21]关于“世界潮流”一词的最早出现及其流变有待进一步考证。
[22]根据许纪霖先生的分析，五四时期不仅仅是《新青年》和《新潮》集体代表着启蒙，同时还存在着“另一种启蒙”，比如《东方杂志》的杜亚泉以及1918年以后的梁启超等。这说明五四时期的启蒙思想是多元多歧的。参见许纪霖：《启蒙如何虽死犹生》，《中华读书报》2009年7月13日第13版。
[23]陈独秀：《敬告青年》，《告别中世纪——五四文献选粹与解读》，第7页；原载《青年》第1卷第1号。
[24]守常（李大钊）：《战后之世界潮流》，《告别中世纪——五四文献选粹与解读》，第387—389页；原载《晨报》1919年2月7、8、9日。
[25]为了不“外中国于世界思想潮流”，为了“渐渐导引此‘块然独存’之中国同沿于世界文化之流”，傅斯年等新潮同人认为“国人所宜最先知者有四事”：“第一，今日世界文化至于若何阶段？第二，现代思潮本何趣向而行？第三，中国情状去现代思潮辽阔之度如何？第四，以何方术纳中国于思潮之轨？”参见傅斯年：《〈新潮〉发刊旨趣书》，《傅斯年全集》第一卷，第79—80页。
[26]罗家伦：《今日之世界潮流》，丁守和主编：《中国近代启蒙思潮》中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395—399页；原载《新潮》1卷1号。
[27]五四过后六七十年，当年的五四学生领袖、《国民》杂志编辑许德珩已垂垂老矣，但在他的回忆录中仍充满感情的提到：“因为我们与傅斯年合不来，他们干的事我们不干。傅斯年不赞成我们反日，就不参加学生会。《新潮》提倡写白话文，我们《国民》就偏用文言体裁发表文章。”这里不免年轻人争强好胜、意气用事的心理，但两杂志旨趣和同人性情、志向之差异可见一斑。参见许德珩：《为了民主与科学——许德珩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87年，第40页。
[28]许德珩：《国民思想与世界潮流》，《告别中世纪——五四文献选粹与解读》，第390页；原载《国民》1卷2号。
[29]李大钊：《联治主义与世界组织》，《告别中世纪——五四文献选粹与解读》，第143—144页；原载《新潮》第1卷2号。
[30]蔡元培《〈国民〉杂志序》，《五四时期的社团》（二），第24—25页；原载《国民》1卷1号。
[31]罗志田：《理想与现实：清季民初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关联互动》，《近代读书人的思想世界与治学取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56页。
[32]钱穆：《中国思想史》，香港新亚书院，1962年，第297页，转引自罗志田：《理想与现实：清季民初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关联互动》，第83页。
[33]张灏：《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第140—147页。
[34]许纪霖：《作为社会运动的“五四”》，第152—153页。另外关于五四时期个人主义、世界主义和民族主义等的研究请参见许纪霖：《个人主义的起源——“五四”时期的自我观研究》，《国本、个人与公意——五四时期关于政治正当性的讨论》，分别载于《天津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和《史林》2008年第1期；另参看罗志田：《近代读书人的思想世界与治学取向》前两章。
[35]傅斯年：《〈新潮〉之回顾与前瞻》，《傅斯年全集》第一卷，第290—297页。
[36]傅增湘、蔡元培：《傅增湘和蔡元培关于〈新潮〉的通信》，《五四时期的社团》（二），第65—66页。
[37]傅斯年：《〈新潮〉之回顾与前瞻》，《傅斯年全集》第一卷，第292页。
[38]参见《请看北京学界思潮变迁之近状（节录）》，原载《公言报》1919年3月18日；《国故月刊社致公言报函》《刘师培致公言报函》，原载《北京大学日刊》（附张）1919年3月24日，收入《五四时期的社团》（二），第67—69页。
[39]关于《国民》编辑与读者对世界潮流的讨论请参见《孤鸿致记者》《民气与民德（赵万壁致记者）》《夏敬观致记者》，原分别载于《国民》1卷1期、2期和4期，收入《五四时期的社团》（二），第30—34页。《新潮》读者与编辑对世界潮流的讨论请参见《余裴山致傅斯年、傅斯年答余裴山》、《史志元致傅斯年、傅斯年答史志元》，收入《傅斯年全集》第一卷，第208—211页，第211页，原载于《新潮》1卷3号；《易君左来信》《罗家伦答易君左》，原载于《新潮》1卷4期，《评〈新潮〉杂志所谓今日世界之新潮》，原载于《进化》1卷2期，收入《五四时期的社团》（二），第76—81页，第81—86页；《汉语改用拼音文字办法的商榷（余裴山来信、傅斯年答）》，《傅斯年全集》第一卷，第275—277页，原载于《新潮》1卷5号。
[40]值得注意的是，潮流与潮流之间也不可能是泾渭分明、清晰可辨，而往往是前浪与后浪混到一起，即便是“弄潮儿”当事人也未必明确自己究竟弄的是哪一潮流。这种“潮流”的隐喻正吻合前引许纪霖先生“共享又内在紧张”的观点。
[41]横向上：杂志板块设置方面，《国民》杂志多出“调查”“大事记”栏目，《新潮》则多出“语言、文学”“戏剧”；杂志内容方面，《国民》以“政治、经济”“思想、社会”为主；《新潮》以“哲学、伦理”“政治、经济”和“新文学”为主；同时，相比之下，前后两者的“政治、经济”又有不同，后者更倾向于思想探讨，近似于前者的“思想、社会”，而前者则是对世界与中国形势的评论和分析。纵向上：以五四运动为界，《国民》在之前出版的第一卷中文学方面皆为“旧文学”，从第二卷起文学内容变为白话文学，“哲学、历史”栏目第一卷只有9篇文章，第二卷起更少至1篇文章，并增加了“马克思主义与苏联介绍”“其他社会主义流派介绍”栏目；《新潮》则正相反，五四运动之后反而更学术化，增强新文学宣传，增加了“一九二〇年名著介绍特号”。杂志目录参见《五四时期期刊介绍》下册（第一集），三联书店，1978年，第464—474页。此处有待更深入的研究。
[42]张灏：《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第155—157页。
[43]《新潮》第一卷第四期傅斯年：《朝鲜独立运动中之新教训》和陈兆瞵：《朝鲜独立运动感言》；《国民》第一卷第四期楚僧（许德珩）：《可敬可佩的朝鲜人》，参见《五四时期期刊介绍》下册（第一集），第464—474页。
[44]傅斯年总结的教训分别为：一是非武器的革命，二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革命，三是单纯的学生革命。参见傅斯年：《朝鲜独立运动中之新教训》，《傅斯年全集》第一卷，第215—216页，由于未见到许德珩原文，尚不知他对此事的具体看法，但从其回忆录中可见他大致也持赞成态度。
[45]傅斯年：《社会——群众》，《傅斯年全集》第一卷，第151页。
[46]关于傅斯年社会思想的探讨，请参见王汎森：《傅斯年早期的“造社会”论》，《中国文化》1997年第14期；许纪霖：《作为社会运动的“五四”》中亦有论述，载《学术月刊》2009年第5期。颇具玩味的是，许德珩和傅斯年、罗家伦共同经历了五四运动后，对社会运动的态度却迥然不同了。傅、罗在五四运动中见到了曾经鼓吹的“社会运动”和“有组织的群众运动”，也目睹了运动中的群众的“过度逾量”“不负责任”和“领袖的投机”“诬蔑中伤”，他们开始反思自己过往的言行，对群众运动多了警惕，对政治更加失望厌恶。傅一再强调：“我们杂志纯是由觉悟而结合的”，“是个学会的雏形”，并鉴于五四运动的教训再次重申杂志的立场：“最后的目的，是宣传一种主义。到这一层，算止境了，我们决不使它成诺大的一个结合，去处置社会上的一切事件。”“我们是‘专心致志’办‘终身以之’的读书会了。”而许则更加坚定自己的信念，投身社会运动潮流之中。参见傅斯年：《〈新潮〉之回顾与前瞻》，《傅斯年全集》第一卷，第290—297页。另外，罗家伦的《一年来我们学生运动底成功失败和将来应取的方针》一文中对群众运动之得失利弊有深入分析。
[47]我们要注意的是，在组织上，《国民》是当时的青年爱国团体学生救国会办的一个全国性刊物，而学生救国会是由于1918年留日学生归国向总统府请愿失败而创立的，为了便于宣传，救国会遂于北京大学创立国民杂志社。在许德珩的回忆中将社员们大体分为三派：一是少数保守派，主张保存国粹，反对白话文；二是几占半数的调和派，提倡一致救国，同时主张新旧学说并行、东西文化并重；三是与调和派势均力敌的激进派，主张革命救国，拥护新文化运动。许氏将自己和邓康（中夏）、黄日葵、张国焘、高君宇等归为激进派的代表，虽然这些论述可能存在后见之明，但其整体上的救亡目的和民族主义倾向是不错的。而许氏所谓的三派人物也大都投身于五四运动的洪流中，在全国各地往来联络，筹建组织，会晤商界、政界精英，为后来成为职业的社会运动家和革命家奠定了基础。这与新潮一以贯之的启蒙立场是大异其趣的。参见许德珩：《为了民主与科学——许德珩回忆录》，第38、53页。
[48]参见《史志元致博斯年、傅斯年答史志元》《对于〈新潮〉的一部分意见（鲁迅致傅斯年、傅斯年答）》，《傅斯年全集》第一卷，第211页，第272—274页。
[49]傅斯年：《人生问题发端》，《傅斯年全集》第一卷，第83—94页。
[50]在文章最后，他还充满希望地总结道，去兵之后“我们‘中国人’，不是‘支那狗’了。”这里明显地表现出了强烈地进入世界的愿望，也存在着“中国（人）与世界（人）”的紧张。参见傅斯年：《去兵》，《傅斯年全集》第一卷，第95—103页。
[51]傅斯年：《时代与曙光与危机》，《傅斯年全集》第一卷，第349页。在讨论诸如中国文艺界之病根、译书感言、汉语改用拼音文字、白话文学等学术思想问题时，傅斯年也是以世界潮流为标准，在此不一一赘述。参见傅斯年：《中国文艺界之病根》《译书感言》《汉语改用拼音文字办法的初步谈》《汉语改用拼音文字办法的商榷（余裴山来信、傅斯年答）》《白话文学和心理的改革》等等，《傅斯年全集》第一卷，分别见第148页、第189—196页、第160—179页、第275—277页、第245—252页。
[52]两个杂志的目录请参见《五四时期期刊介绍》下册（第一集），第464—474页。
[53]许德珩：《为了民主与科学——许德珩回忆录》，第46、49页。
[54]许德珩：《国民思想与世界潮流》，《告别中世纪——五四文献选粹与解读》，第390页。
[55]许德珩：《为了民主与科学——许德珩回忆录》，第160页。而并未直接参与五四游行的《新潮》编辑俞平伯回忆此事的诗却与许氏风格迥异：风生萍末启与淡，何用文字别苦甘。同学少年多好事，一班刊物竟成三。俞平伯：《五四六十年纪念忆往事十章》，《战地增刊》1979年6月，第5—6页。转引自舒衡哲：《“五四”：民族记忆之鉴》，收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所《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五四运动与中国文化建设：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选》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年。
[56]比如，在1919年5月3日晚得知巴黎和会外交失败的消息后，双方所采取的行动即有所不同；再如，当5月4日学生游行至东交民巷受阻时，双方对是否前往赵家楼这一决定产生了分歧；另外，据罗家伦回忆说5月5日傅斯年与一个“冲动失去理智”的同学打了一架而退出学生会，此事大致亦由对五四事件之不同态度而起。具体情况请参见《五四运动回忆录》中许德珩、匡互生、杨振声、周子同等的回忆，另有龚振黄编《青岛潮》、蔡晓舟、杨景工编《五四》、詧盦编《学界风潮记》等材料，收入《五四爱国运动》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罗家伦的回忆见《元气淋漓的傅孟真》，收入王为松编：《傅斯年印象》，1997年，学林出版社，原载于《中央日报》（台北）1950年12月31日。
[57]在“新潮”和“国民”两个不同倾向的学生团体之间，一方面彼此成员思想内部都存在着张灏先生列举的几点对立发展的思想趋势（理性主义/浪漫主义、怀疑精神/“新宗教”、个人主义/群体意识、民族主义/世界主义），这是学生个体思想两歧性的表现；另一方面，两个团体从整体上又分别代表了不同的、对立发展的思想倾向：如“新潮”更倾向于“个人主义”“精英主义“和“世界主义”，而“国民”则侧重“群体意识”“平民主义”和“民族主义”，这是学生群体思想两歧性的表现。在这个意义上，“新潮”和“国民”不仅代表着北京大学的两个杂志和两个不同思想倾向的学生团体，更象征着五四学生群体乃至五四知识分子所分享的两种不同的思想脉络和价值理想，成为两股“潮流”。亦即五四知识分子思想内部有着“新潮”倾向，也存在“国民”倾向，并因个体差异有不同程度的侧重，两者之间不是简单的对立或“压倒”关系，而是充满紧张互动，在不同的情势下表现出丰富又复杂的面相。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将两者关系称为“‘新潮’与‘国民’的双重变奏”，这种变奏关系既存在于个体思想内部，又存在于逐步分化了的启蒙阵营不同思想倾向的群体中。大致而言，以五四运动为界，之前两者和谐互动大于紧张冲突，“新潮”暂时淹没了“国民”；经过五四运动的“运动”，曾经共享的价值理想逐渐被现实摧毁，作为意识形态的各种主义也逐渐凸显，学生内部则开始出现分化重组，“国民”逐渐淹没，“新潮”成为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浩荡潮流，滚滚东去，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留下了抹不去的痕迹。提出这个说法，并非刻意附会李泽厚先生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说（另有现点认为此说为舒衡哲最先提出，此争论无关宏旨），而是笔者感到李说虽为洞见，但亦难免片面的深刻。受张灏先生启发，在对“新潮”与“国民”做了一点点研究之后，觉得两者之间形成的这种变奏关系更能涵盖五四思想的复杂状况，也更符合两歧性的观点。如果有必要在中国近代史上找到一条“双重变奏”的线索，我觉得“‘新潮’与‘国民’的双重变奏”比“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要更合适些。以上观点有待更深入的讨论，欢迎批评指正。参见张灏：《重访五四：论五四思想的两歧性》，《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第218页；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823—866页。
[58]关于这方面的专门研究请参见许纪霖：《作为社会运动的“五四”》，第146—154页；《“五四”的历史记忆：什么样的爱国主义？》，《读书》2009年第5期，第3—14页。另外，罗志田先生的新著《近代读书人的思想世界与治学取向》的自序和前两章对这个问题多有论述。
[59]罗志田：《近代读书人的思想世界和治学取向·自序》，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1—23页。
[60]许纪霖：《近代中国政治正当性之历史转型》，《学海》2005年第5期，第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