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内政相为表里
李鸿章清醒地认识到，面对几千年未有之“强敌”与“变局”，中国必须有所改变，否则就会有“不可知”的大祸临头。而一味地在外交上与洋人打成平局，维持清政府的统治是不可能的，所以李鸿章外交策略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将外交与内政紧密地联系起来。无论是他在早期提出的“委屈周旋，但求外敦和好，内要自强”[1]，或是晚期提出的“外须和戎，内须变法”[2]的主张，都渗透了这样一种基本观点，那就是“外交之道与自强之谋相为表里[3]”。其寓意很清楚：第一，内政是外交的基础。一个制度健全、秩序稳定、经济繁荣和实力鼎盛的国家，才有可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纵橫捭阖，发挥其积极的作用。第二，外交是内政的延长。一国政府之所以能够经常性地与其他国家保持联系，并从其他国家的进步实况中获得借鉴，或将不利的国际形势转变为有利的局面，缔结商约，发展贸易，都依赖于运用灵活而结构健全的外交。
李鸿章的“外交内政相为表里”政策是建立在对当时“西势东渐”局面较为清醒的认识上的。当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封闭的大门之后，随着对西方认识的深化，李鸿章逐渐感到，国家只有“富”，才能“强”。于是他提出“求富”的口号。“机器制造一事，为近日御侮之资，自强之本，……有裨民生日用品，原不专为军火所设。”[4]“臣惟古今国势，必先富而后能强，尤必先富在民，而国本乃可益固。”[5]欲求自强，首先就得求富，广开煤铁等能源，使“我利日兴，则彼利自薄。”[6]既“利民用”又能满足海防所需，抵御外侮，所以在他后期创办军事工业的基础上也创造了大批近代民用工业，这也不失为一项利国利民的方略。
随着对西方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认识的加深，晚清时期的政治活动中，有所谓“洋务”，以现在的观点看来，“办洋务”应当就是办理对外交涉。其实乃是效法西人的求富自强运动。
李鸿章办理“洋务”在诸大臣中当首屈一指。举凡购买新式军舰成立北洋海军，购买新式枪炮装备北洋陆军，以至建立机器厂、织布局、矿物局、电报局、水师学堂、武备学堂、医学堂，兴修铁路，筹设轮船局，建筑船坞等一切效法西洋的建设事业，先后在他手中兴办起来。这些建设事业的项目多至20余种，其主要目的则不外乎师法外人之长技，以为自强之本。这种思想，可以在他同治三年写给恭亲王奕讠斤与军机大臣文祥的信中，明白的看得出来。原信说：
鸿章窃以为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中国士大夫常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无事则斥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不知洋人视火器为身心性命之学者，已数百年，一旦豁然贯通，参阴阳而配造化，实有指挥如意，从心所欲之快……鸿章以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
这一封信，极得近代史学权威蒋延黻先生之称道，誉为“中国十九世纪最大的政治家具最有历史价值的一篇文章”，由此可见李鸿章是对当时的时代环境认识得最清楚的人物。也正因为如此，依我们今天的眼光来回顾这一段历史，李鸿章无疑是这一时期自强运动的中心人物。
正是在李鸿章求富和发展洋务的基础上，其所领导的淮军才在军事上强盛起来，他的思想与时俱变。在同洋枪队合作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之时，他就看到“外国利器强兵百倍于中国，内则狎处辇毂之下，外则布满江海之间，实能持我短长，无以扼其气焰，吁衡当时兵将，靖内患或有余，御外侮则不足，若不及早自强，变易兵制，讲求军实，仍循数百年绿营相沿旧规，厝火积薪，可危实甚”[7]。李鸿章何以有此感叹？这基于他带领淮军入沪时洋人对淮军的评价。当时的淮军，被外国兵称为“大裤脚之蛮子兵”，由此可见，当年初到上海的淮军，必定是足登草履而身穿大脚之裤，状貌粗鄙，宛如乡下的种田农夫。所以《清史稿李鸿章传》中就说：“抵上海，特起一军，是为淮军外国人见其衣制朴陋，辄笑之。鸿章曰：军贵能战，非徒饰美观，迨吾一试，笑未晚也”。果然，隔了不久，淮军就有虹桥之捷，以三千军破太平天国军十余万人，使得观战的洋兵为之咂舌惊叹，淮军的兵威亦由此而大振。但这并不是说李鸿章就不注意军队素质的训练与武器装备的改良。李鸿章自到上海之后，整日与洋人洋将相处，目睹他们所拥有的洋枪洋炮的犀利精良，远非淮军所有的旧式枪炮所能及，因此在装备上力求进步改良，于是乃使淮军的作战力量日渐强大，在对太平天国的战争中，亦就更能发挥以寡击众的优势。薛福成《庸庵文编》中的《书合肥伯相李公用沪平吴》一文，就说：
西洋诸国火器精利，亘古无匹。中国初不知讲习，诸军皆畏其锋，而其能得其用。李公既与洋人习，闻见渐稔，以英吉利人格登领常胜军三千人，俾总兵程学启挟以攻战，精劲为诸军冠。又采用委员丁日昌条议，益购机器，募洋师，设局制造，颇渐窥西人奥妙。而淮军各营，皆颇自练洋枪队，助军锋。所用开花炮，大者可攻城，小者可击贼阵，破贼垒，遂能下姑苏，拔常州，连克嘉湖诸郡。设非助利器，殆不能若是劲且捷也。
愈是近代的战争，武器的优秀与火力的强弱愈具有决定性的胜负因素。清季的平定太平天国之战与平捻、平回诸役，武器的重要性更是彰彰在人耳目。湘军初起时，以刀矛为主要武器，虽有火器，亦只是极简单的前膛枪炮，与太平天国所用无甚差别。所以两军对战，常常陷于极艰苦的浴血肉搏之中，所赖以制胜的，只是湘军的严格训练与坚强斗志。淮军初起，情势与此相仿。但自从李鸿章师法洋人，改以新式枪炮装备所部各营之后，情势即可发生显著的变化。由《清史稿》列传卷二○三（淮军名将程学启、刘铭传、张树珊、周胜波、胜传兄弟、潘鼎新诸人列传）中便可看到，他以当时在苏、宋、常、镇一带与太平军角逐时，全都是凭籍了火力上的优势克敌制胜，所以常以数千之众斩敌首以万计。这种情况之下，太平军在人数上纵使占有五倍十倍的优势，亦势难抵挡无情的枪子与炮弹。而旧式的城垣守御虽坚，亦决计无法在大炮的轰击之下保持其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