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骂詈的程度来划分
1.纯粹骂詈而获罪
如上所述，在成案汇编中纯粹因骂詈而起的犯罪，如骂詈官员的犯罪和骂詈祖父母、父母的犯罪，其中骂詈祖父母、父母的犯罪，虽单纯的骂詈行为即可处绞刑，然而这种案例却罕见于成案汇编中。我想可作如下解释：中国古代法律鼓励“亲亲相隐”，其他成员可以向官府隐匿其行为[28]；另外，从亲情上讲，如果家庭内部有人犯罪，不到子孙恶逆不化的程度，家族尊长也不愿将子孙交官，身陷绞刑。
但针对官府的骂詈，其罪行却不好逃脱，而且定罪量刑唯恐不重，这在上文已有举例。此外，在纯粹由骂詈而起的犯罪中，还发现一类并非口头骂詈而获罪的案例，例如：
嘉庆二十二年，山西武耀元因书写匿名帖骂詈李升闻，被认定是“挟仇侮辱”，将武耀元照奸赃污人名节罪从军罪上减一等，拟杖一百，徒三年[29]。
道光六年，山东张泰然自书匿名帖讥詈赵赐宾，帖中称“赐宾赵姓不是人，亲生汝全泼撒”等句，“止系泛常骂詈之语”，最后，该省仍将张泰然“照凶恶棍徒办理”[30]。可能抚官考虑到书写匿名帖骂詈更具社会影响力，为了摆出崇尚法制的姿态，不得不重判。
常人因纯粹骂詈而获罪的案例很少在成案汇编中出现，可能有诸多原因，其中一种解释是常人之间的骂詈，或大事化小了，或小事化大了。大事化小便是借助于民间的自行调处因为“一个家庭，一个村落，以产生诉讼为过失、为耻辱、为无序”，“在百姓方面，也是以争讼为耻辱、以讼途为畏途、以互讼为宿仇。”[31]所以民间因纯粹骂詈而引起的争端一般不会直达官府。此外，从官府这方面说，也不会将这些“殊觉无谓”的事在公堂上争个家长里短。所以《大清律例》中的“骂人”专条从未运用到司法实践中，形同具文。小事化大，便是由骂詈而衍化成其他犯罪，像这样的案例在成案汇编有很多。
2.骂詈使人致死而获罪
在成案汇编中多见这种案例：妇女直接或间接地听到骂詈之语，气忿轻生，骂詈者多被依它例定罪，量刑时多拟满流（杖一百、流三千里）。例如：
嘉庆二十年，山东的杨拾来和夏石包戏谑，说“孙张氏貌美，夏耀秸好与睡宿”，孙张氏听闻，气忿自缢身死。最后将杨拾来依妇女听闻羞忿自尽满流例，拟杖一百，流三千里[32]。
又如，直隶的尹五与李二口角，尹五以“李二之妻曾在家养汉”之言骂詈。李二将回詈之言转述给其妻徐氏，徐氏气忿，投缳殒命。尹五虽“非有心秽辱徐氏”，但仍被拟满流例，量减一等，杖一百，徒三年[33]。
如果说前面的两宗案例都是由案犯骂詈而使人致死，那么，下面这宗由骂詈而起的命案，却坐罪骂詈者，的确令人费解：
嘉庆十五年，陕西的王孟科欲拉柳学义家的牛，柳学义阻拦，王孟科即以柳“不像有牛之人，除非伊妻养汉挣来”之言骂詈。柳学义遂怀疑其妻有奸，后将妻李氏勒死。陕西巡抚将柳学义问绞侯，但仍以为李氏之死“实由王孟科秽詈所致”，将王孟科杖一百，徒三年[34]。
以上三案都是由骂詈而起，同样都坐罪骂詈者。但又有很大不同：案一是受害人直接听闻所致，案二是间接耳闻秽詈所起，案三则与骂詈较为疏远。可见，因骂詈而起的命案，骂詈者无论如何也是难逃干系的，对他们的骂詈无端施行了“加重主义”。在对一宗案件审判时，山西巡抚对是否“加重”，思忖再三：
山西柴长发以“曾与温起江家妇女睡觉”之言骂詈温起江，温妻李氏闻知差忿，先将孙女淹毙，继与女儿、儿媳投井身死。该抚审判时，说柴长发“挟嫌捏奸诬蔑”，“拟以绞决诚不为过”，但又想“加罪固无一定之权衡，而生死乃为罪名关键”，况且“多立一加重之案，即多开一加重之门，与刑名似有关紧。”最后还是决定对柴长发加重处罚，只是找了一个恰当的案例作比照，将柴长发绞决，并且认为这样使“新例不再有加重之嫌，但罪名足昭平允，似亦维持律例一道”[35]。
事实上，抚官并非有降罪减刑的考虑，而是想给其加重定罪量刑找个幌子，只有借助于现行判例。抚官所讲的“律例之一道”，意指何道呢？即虽加重而毫无加重的痕迹，用“平允”笼络民心，藉以维护封建礼法。此外，官府为骂詈受害妇女旌表，更是昭示平允，维护封建礼法的举动，例如：
乾隆五十七年，云南许荣贵与王贵秽语戏谑，王贵之妻闻知自尽。最后许荣贵拟流，并准予为李氏旌表[36]。
这是从乾隆五十七年通行的说帖，帖中说，对于因“出语亵狎及造词诬蔑捐躯明志的”的妇女，俱请旌表，以示节烈。给因闻骂而轻生的妇女旌表的惯例，为嘉道两朝所沿用。如此以来，更可为乾嘉道三朝对骂詈罪加重处罚找到可靠依据，就是“用礼统治人民的行为和精神”，“用荣与辱、奖与罚的两手来利诱和威慑”，不惜一切代价维护封建礼法，进而巩固其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