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社会原因

明代后期，资本主义萌芽崭露头角，随之而来的便是市民文化的兴起。市民阶级被儒家传统束缚得不多，故追求自我之意识渐长。市民所读之书不多，一般读王朝法令如《昭代王章》，经商用书如《士商必要》，文史科技常识如《史学提要》，日用生活用书如《万事不求人》，以及因果报应，劝善、迷信等书。由于商业经济快速发展，商人为追求利益东奔西走，他们认可“富贵本无根，尽从勤里得”^[8]的观念，遂使市井气息和金钱气息浓厚，反映在意识领域里则是对市井细民生活之向往。市民阶级或对市井闲谈津津乐道，或对英雄人物崇敬羡慕，或是对艳情韵事细细玩味等，实是人性的解放和回归的一种表现。因此，“可以说明代后期的小说是从市民文化沃土中发展起来的”^[9]。其次，李贽、陈继儒、袁宏道、汤显祖、冯梦龙等人的出现，提升了通俗小说的地位。李贽肯定人的私欲、情欲及生活中的凡俗琐事，并对通俗小说的作用予以肯定。同时，他们还认为通俗小说有教化之功用，不仅可以娱乐，还可以寓教于乐，有“润物细无声”之妙。如“三言”中有不少引子或诗句是劝人为善，勿做恶事的，强调小说的弘教化、正人伦、厚风俗的作用，于处世多有借鉴。有文学理论作保证，所以书坊刊刻通俗小说得心应手，才使之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