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上冢习俗发展所带来的影响
汉代的上冢习俗无论是从其内容还是形式上都对当时乃至后来的社会和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推动了国家礼制的改革，使“上陵之礼”上升为国家习俗。随着上冢习俗在整个社会中的发展，上冢逐渐成为社会习俗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随着其地位的不断上升，到东汉明帝时期最终确立了上陵之礼为国家习俗。《日知录》云：“后汉明帝永平元年春正月，帝率公卿已下朝于原陵，如元会仪（《后汉书·明帝纪》），而上陵之礼始兴。”[50]赵翼对此论述道：“光武令诸功臣王常、冯异、吴汉等，皆过家上冢，又遣使者祭窦融父冢，明帝遂有上陵之制。”[51]赵翼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析是到位的，上陵之制的确是在上冢习俗的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
其二，上冢习俗的兴盛和发展提高了陵墓的地位，从而削弱了宗庙的地位。特别是在孝明帝推行“上陵礼”之后，宗庙的地位更是日趋衰微，从而影响了整个宗庙礼制的变化。由天子各位一庙，演变为七庙或九庙同堂异室食于太祖，甚至以寝园藏神主，彻底简化了宗庙制度。《后汉书·明帝纪》载东汉明帝临终下遗诏：“遗诏无起寝庙，藏主于光烈皇后更衣别室。”[52]在这里节俭并不能成为明帝如此选择的根本理由，最主要的原因正是随着上冢习俗的发展，宗庙早已失去了其原有的地位。
其三，汉代的上冢习俗的发展无论是在形式还是内容上都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宗族拜祖仪式就多沿袭于此。杨泉在《请辞》中云：“迨周衰礼废，立寝于墓，汉兴而不改，以先帝衣冠，四时与水进果实，而禘袷祭祀，皆于宗庙。及其末，因寝之在墓，咸往祭焉。盖由京师三辅，酋豪大姓，力强财富，妇女赡侈，车两相追，宿止墓下。连日厌饫，遂以成俗，迄于今日。”[53]由此可见，三国时人杨泉已经意识到当时豪强贵族上冢活动是对汉代的继承，其凝聚宗族士人的社会功能也没有发生太大的改变。《日知录》中亦载：“梁武帝、后周明帝始皆谒陵，唐太宗、玄宗亦并行之。开元二十年敕寒食上墓宜编入五礼，永为恒式。”[54]而时至今日，春节、清明节上坟、扫墓仍然是我们所公认的重要社会习俗。足见其影响之深，影响之远。
汉代正处于封建社会发展的上升期，也是社会变革和转型的重要时期。而社会习俗也是如此，汉代的上冢习俗正是在对前代的继承和发展的基础上，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并最终成为社会仪礼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当然，上冢习俗的发展和完善有着其深刻的原因，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上冢习俗在汉代发展并完成了其基本的体系的构建，并由此对当时乃至后来社会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本文的写作得到王雪玲副教授的悉心指导，谨致谢忱）
【注释】
[1]彭卫：《汉代婚姻形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页。
[2]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后汉文》卷七四，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752页。
[3]房玄龄：《晋书》卷二○《礼志》，中华书局，1974年，第634页。
[4]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一五“墓祭”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867页。
[5]阎若璩：《四书释地》卷二○，道光九年学广州海堂家《皇清经解》本。
[6]赵翼：《陔余丛考》卷二三“墓祭”条，商务印书馆，1957年，第676页。
[7]杨宽：《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6页。
[8]《诸子集成·孟子·离娄篇》，中华书局，1954年，第357页。
[9]司马迁：《史记》卷五五《留侯世家》，中华书局，1959年，第2049页。
[10]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辉县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56年。
[11]杨鸿勋：《战国中山王陵及兆域图研究》，《考古学报》，1980年第1期。
[12]傅熹年：《战国中山王厝墓出土的〈兆域图〉及其陵园规制的研究》，《考古学报》，1980年第1期。
[13]郭大顺：《红山文化》，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122页。
[14]王充著、张宗祥校注：《论衡校注》卷二三《四讳篇》，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466页。
[15]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一五“墓祭”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872页。
[16]范晔：《后汉书》卷二《孝明帝纪》，中华书局，1965年，第99页。
[17]班固：《汉书》卷七八《萧望之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3289页。
[18]范晔：《后汉书》卷一六《邓训传》，中华书局，1965年，第612页。
[19]范晔：《后汉书》卷四三《何敞传》，中华书局，1965年，第1487页。
[20]班固：《汉书》卷六四《朱买臣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2791页。
[21]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一五“墓祭”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872页。
[22]班固：《汉书》卷八八《儒林·周堪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3605页。
[23]范晔：《后汉书》卷二九《鲍永传》，中华书局，1965年，第1020页。
[24]范晔：《后汉书》卷八一《独行·李善传》，中华书局，1965年，第2680页。
[25]范晔：《后汉书》卷五七《李云传》，中华书局，1965年，第1851页。
[26]范晔：《后汉书》卷五○《桥玄传》，中华书局，1965年，第1697页。
[27]萧统：《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64页。
[28]范晔：《后汉书》卷五六《种暠传》，中华书局，1965年，第1829页。
[29]班固：《汉书》卷九二《楼护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3707页。
[30]范晔：《后汉书》卷一八《吴汉传》，中华书局，1965年，第682页。
[31]范晔：《后汉书》卷四五《韩稜传》，中华书局，1965年，第1536页。
[32]班固：《汉书》卷八九《循吏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3643页。
[33]范晔：《后汉书》卷四二《东平宪王苍传》，中华书局，1965年，第1442页。
[34]范晔：《后汉书》卷三二《樊宏传》，中华书局，1965年，第1120页。
[35]范晔：《后汉书》卷二○《祭遵传》，中华书局，1965年，第744页。
[36]范晔：《后汉书》卷五《孝安帝纪》，中华书局，1965年，第240页。
[37]范晔：《后汉书》卷一五《王常传》，中华书局，1965年，第581页。
[38]范晔：《后汉书》卷一七《岑彭传》，中华书局，1965年，第659页。
[39]范晔：《后汉书》卷一七《冯异传》，中华书局，1965年，第645页。
[40]班固：《汉书》卷一○○《叙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4199页。
[41]班固：《汉书》卷九二《楼护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3707页。
[42]班固：《汉书》卷七二《鲍宣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3092页。
[43]王充著、张宗祥校注：《论衡校注》卷二三《四讳篇》，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465页。
[44]李昉等：《太平御览》卷六四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794页。
[45]刘珍等撰、吴树平校注：《东观汉记校注》卷一五《王琳传》，中华书局，2008年，第663页。
[46]范晔：《后汉书》卷二四《马援传》，中华书局，1965年，第832页。
[47]班固：《汉书》卷九《元帝纪》，中华书局，1962年，第292页。
[48]班固：《汉书》卷七七《何并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3266页。
[49]班固：《汉书》卷九二《游侠·原涉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3717页。
[50]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一五“墓祭”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867页。
[51]赵翼：《陔余丛考》卷二三“墓祭”条，商务印书馆，1957年，第677页。
[52]范晔：《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中华书局，1965年，第23页。
[53]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三国文》卷七五，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750页。
[54]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一五“上冢”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8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