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世界的“弄潮儿
孙中山先生曾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钱穆先生也说：“风气二字乃一旧观念、旧名词，为中国人向所重视。近代国人竞尚西化，好言潮流。潮流二字是一新观念、新名词，为中国古书中所未有。此两名词同指一种社会力量，有转移性，变动不居。为潮流乃至外来力量，具冲击性，扫荡性，不易逆违，不易法反抗唯有追随，与之俱往。”[19]政治家的言说充满了“潮流”般的浩荡气魄，学问家的梳理带着思想的缜密深刻。晚清以降，传统儒家义理中的“时势”经过“公羊三世说”“历史进化论”和“人类文明论”的催化演变成了新的概念：“潮流”[20]。无论学术还是政治上，这世界潮流是到来了，也早已被先知者觉察到了[21]。
“世界潮流”一词在五四时期的思想论域中占有重要地位。它成为新知识分子普遍援引的论证理据，同时也成为一种衡量中国政治文化等一切现实问题的参照背景和价值尺度。尽管不同政治、文化立场的人们对“世界潮流”的解读与认知各有不同，但无论是视之为“洪水”的赞扬者抑或把其当做“猛兽”的拒斥者，都不得不面对这股“三千年未有之潮流”汹涌而来的现实。他们匆忙上阵，或是扬帆弄潮，或是筑堤抵抗，或是思索彷徨，却在客观上共同构建了多元多歧的五四思想地图。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保守的“国粹派”还是激进的“文化革命者”，无论是“东方文化派”还是“全盘西化派”，无论是“玄学鬼”还是“科学鬼”，都是先知先觉的“弄潮儿”。他们较早地意识到了时代的问题，察觉到了滚滚而来的“世界潮流”，并试图以各自不同的途径应对“双重危机”的挑战[22]。
在新文化运动之初，陈独秀就对“新青年”提出了“世界的而非锁国的”“敬告”。他号召青年“投一国于世界潮流之中”，并叹问“国民而无世界智识，其国将何以图存于世界之中？”[23]这不仅是陈氏一已之问。李大钊在世界大战的烈焰中间觉察到由俄国冲出了一排滚滚的社会革命的潮流后也发问道：“对于这种世界潮流，应该怎么样呢？”[24]这些问题是深处转型时代潮流漩涡之中的新知识分子所有的普遍困惑。此时中国现代化历程刚刚起步，一切还充满了可能，人们在滚滚大潮中辨析着、寻找着、探索着我们自己的道路，而整个近代中国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在回答这些问题。
潮流来了，老师们迎潮而上，苦苦地思考着应对之策，学生们当然也不甘落后，甚至表现得更为豪迈、勇猛、激烈。值得注意的是，在五四学生与老师们的互动中势必受到老师辈思想行为的影响，而由于青年学生的心理和个性等原因，他们的表现往往多有放大。
在《新潮》发刊词中，傅斯年开篇即坦言“今日幸能渐入世界潮流，欲为未来中国社会作之先导”，并提出了同为老师们关注的世纪性的中国大问题：“今试问当代思想之潮流如何？中国在此思想潮流中位置如何？”他们规划了“四步”战略，并用创办《新潮》杂志的实践回应着这一问题[25]。傅斯年的好友、“新潮”的命名者、同为新潮编辑的罗家伦更形象地道出了他们的心声：“现在世界的新潮来了，我们何妨架起帆桨，做一个世界的‘弄潮儿’呢！”在他们的意识里“凡所谓‘潮’都是阻挡不住的都是要向四方冲决的”，世界潮流的势不可挡（至少是他们意识中的世界潮流已经势不可挡）使转型时代的新青年们少了老师们的彷徨犹豫，他们在启蒙精英的立场上以“理”构建着中国的“势”，在世纪大潮面前向着20世纪吹响了时代的号角[26]。
作为“新潮”主将鼓吹“新潮”实属分内之事，然即便不以“新文化”为旨的其他学生也被世界潮流席卷而去，竞当“弄潮儿”。把傅斯年和罗家伦视为“对头”的《国民》编辑许德珩即是例证[27]。他认为：“救今日之中国者，今日之国民也。训练今日之国民，克胜救国之任者，国民思想之改革也。欲发思想改革之目标，为20世纪新兴中国之国民者，又在吾人洞悉乎世界潮流之所趋，以明确眼光干练精神迫切意向依违应赴之，以期致国家于世界全体动员之一而不败。”许氏的论述也将世界潮流作为改革的范本，思路与傅斯年大致相同，即先明确中国和世界潮流的状况，然后以“世界”为参照“依违应赴之”[28]。这里表现出强烈的“世界化”倾向，五四时期的“世界”不仅代表着先进的“制度文物”，而且还指向了其背后更深层面的价值系统。而这种倾向亦非学生之“感情用事”，老师们也表现得很突出。
李大钊认为，“现在的时代，是解放的时代；现在的文明，是解放的文明。”“现在人群进化的轨道，都是沿着一条线走——这条线就是达到世界大同的通衢，就是人类共同精神联贯的脉络。”而“民主主义”和“联治主义”则被他视为“进化通衢”上必经的两个记号。只有实践之，才能“把种界国界完全打破”，才能达到“人类全体所馨香祷祝的世界大同”[29]。蔡元培先生对“国民”同人提出了“正确、纯洁、博大”三个愿望，他在“博大”一条中说道：“以一国比于世界，则亦为较小之群，故为国家计，亦当有利于国而又有利于世界，或无害于世界者为标准。”[30]可以看出，时人胸怀着以整个人类普世价值和共通文化为目标的世界主义的价值理想，这是近代西方思想催化古代儒家大同理想的成果。这种世界主义正好填充了传统儒家价值系统崩盘之后出现的意义真空，作为“世界潮流”的思想理据而为五四时期知识阶层所共享。同时从老师和学生们的认知中也不难发现他们共享的其他思维方式，如“单线进化论”“借思想文化解决问题”“态度的同一性”等等。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五四时期对“世界潮流”的普遍认同状况，而这种普遍认同的达成有着深刻的现实和思想背景，同时也是转型时代思想内容变化的反映。张灏先生认为，作为传统中国政治制度的普世王权，不仅代表着一种政治秩序，而且也代表着一种宇宙秩序。晚清以降，在内忧外患的形势下，建立在普世王权基础上的传统政治秩序开始动摇并崩渍，这一过程就必然伴随着更为深刻的文化危机，与现实政治秩序紧密相联的宇宙秩序也逐渐瓦解崩盘。在思想内容上出现了文化取向的危机（包括价值取向危机、精神取向危机和文化认同危机），其中一个重大的转变就是传统“天下”观念的瓦解并导致了“个人”“社会”“国家”和“世界”等观念的出现及其间关系的紧张互动。根据罗志田先生的分析，近代中国思想史除了在思考重心上有一个将“天下”缩变为“国家”的进程外，在思考对象上还有一个从“天下”转变为“世界”的进程。这种思维模式也是在近代中国不断被“世界外在化”和试图跻身于世界潮流的“理想与现实”之紧张中形成的[31]。盖因“民族主义丧失了，又尚未到甘愿做殖民地亡国奴的心地，则必然要转向世界主义。”[32]其中充满了张灏先生所谓的知识分子“对现实的沉沦感和疏离感”“强烈的前瞻意识”和“历史理想主义心态”[33]。
正是在这个时候，世界潮流（很大程度上是西方潮流）滚滚而来，冲垮了“天朝上国”的堤岸，催化传统思想发酵出新的资源，也导致了中国近代思想史转型时代思想范畴的转变。从晚清到五四，思想潮流大致有一个从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到个人主义、世界主义的更迭过程。清末民初，面临“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重任，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盛行，个人往往以“新民”的形象出现；而“建立民国”后政治的暗淡令时人大失所望，一战的教训使他们认识到国家主义的危害，知识分子纷纷转向了“思想和伦理革命”，试图重建意义危机中崩盘的价值系统，于是随之在五四时期兴起了“个人主义”，而“国家”则被淡化甚至被剔除在时人构建的“世界图式”之外，个人直接和世界沟通起来，世界主义遂成为五四运动前几年间最盛行的“潮流”。盖时人亦欲以此作为混乱政治秩序背后的根本价值来重建“公理”。根据许纪霖先生的研究，这个转变过程背后有一个“大我/小我”的思想预设。“晚清的‘大我’是一个超越的、德性的宇宙，到‘五四’便转化为世俗的人类和历史；个人的‘小我’只有融入人类进化的历史‘大我’之中，才能实现永恒，获得其存在的意义。”五四时期“小我”所凭借的“大我”，不是晚清梁启超、严复所说的民族国家，而是社会与人类。所以说，“‘五四’既是一个个人主义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人类意识突出的世界主义时代。”[34]
然而这不等于说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消失了。当时国家主义、民族主义、个人主义和世界主义的内部状况又十分复杂，其互动又紧张的关系并非是一个消灭另一个，而是好比浪潮起伏，虽然看似被“压倒”了，但却潜伏在海面之下，随时可能“乘风而起”，扭转乾坤。这种紧张关系就存在于五四学生思想之中，他们既要承担“救亡”的使命，又要完成自己“人的觉醒”和“个性的解放”；一方面急于建立民主富强的国家，同时又对民初以来的政治实践失望至极，而且始终放不下乌托邦的梦想。以致于傅斯年在经历五四运动种种之后，坚定了“切实的求学、毕业后到国外去读书、非到三十岁不在社会服务”的决心，并道出了后来多为征引的名言：“我只承认大的方面有人类，小的方面有‘我’是真实的。‘我’和人类中间的一切阶级，若家族、地方、国家等等，都是偶像。我们要为人类的缘故，培成一个‘真我’。”[35]这无疑是“世界主义”理想的宣言。而世界潮流之所以能够如此为时人所认同（无论这潮流具体是什么），大致亦基于这种“世界主义”的思想预设，盖因国人心中的那份传统的大同理想和世界主义的普世价值对接上了。也正因为有世界主义价值理想的规约，浩荡潮流才不至于泛激成灾。所以说，在五四期间，虽然思想已经出现了紧张状况，但学生们或多或少都有些世界主义思想的色彩，即便是以“反帝反封”为旨的“国民”同人也是如此的。
但这种普遍认同是建立在潮流已经到来不得不面对的残酷现实基础上，是对转型时代“变”这个事实的认同，而对外在潮流“应该是什么”及“如何应对”则各异其趣。上面的引述大多是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倡导者，他们不仅看到了潮流到来的事实，而且采取一种“欢迎”的态度；而站在其他立场的知识分子对世界潮流的看法则不尽相同。比如，“傅增湘和蔡元培关于《新潮》的通信”就说明当时有很强大的“反潮流”势力而且还惊动了政府高层[36]，用傅斯年的话说，一是“发生了许多反动”，二是“惹出了一个大波浪”[37]；另外，在学生内部也有以“保存国粹”为旨的《国故月刊》，并且取得了陈汉章、刘师培、黄侃等章门子弟的支持。从当时因《公言报》上一篇《请看北京学界思潮变迁之近状》而引发的小争论即可窥一斑[38]；再如，通过《新潮》和《国民》的“通信（通讯）”一栏中读者和记者的问答互动，亦可见彼此看法之差异，其中既有从态度上表达对世界潮流的盛赞、质疑或拒抗，也有对世界潮流理性的辨析[39]。这表明，一方面时人都意识到世界潮流到来了，一方面又对这突如其来、汹涌澎湃的潮流有着不同的态度和反应。盖因潮流与时人思想都太过复杂。
“天朝的崩溃”和“世界的重建”在清季民初成为两股潮流，相互激荡冲突、升降沉浮。生活于其间的新知识阶层，尤其是成长于这一过程的五四学生群体自然地深处“潮流”漩涡之中，这也使得五四时期的学生思想展现出了丰富的“两歧性”。这种“两歧性”在很大程度上因“世界潮流”而生，因此在学生们对“世界潮流”的论述和认知中体现得尤为突出。同时五四学生群体也在此起彼伏的潮流冲击之下，逐渐由“紧张的和谐”走向了瓦解分化，而在表象的分化背后则隐藏着更为深刻的思想预设和思维模式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