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关于陕东道行台的设立时间，仍存三种说法^[29]：（1）元年十一月己巳之前；（2）元年十二月壬申^[30]；（4）二年正月癸卯，《元和郡县图志》载长春宫：二年，于此置陕东大行台，太宗居蕃，作镇”^[31]，具体时间据《通鉴》载：“癸卯，命秦王世民出镇长春宫”^[32]为正月癸卯。陕东道大行台的设立时间也有三种说法：（1）四年冬十月己丑日；（2）四年九月；（3）四年十一月，其中《高纪》作甲申置大行台废都督府，《文》作乙酉“命尔为天策上将，位王公上，领司徒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

由于这些说法多有数条不同来源的史料佐证，我们不能轻易判断行台与大行台的设立时间，也不能判断这种现象是矛盾还是事出有因。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一个相对的时间尺度。史书载大行台处多将大行台、天策上将、文学馆记载于同一时间范围，如果能理清三者时间关系，我们就能先对大行台的设置时间作出判断。

关于大行台、天策上将、文学馆的时间关系有两种看似矛盾的记载。一、文学馆、大行台早于天策府，前两者先后不明。《杜如晦传》载如晦“俄迁陕州总管府长史、陕东道大行台司勋郎中，寻以本官兼文学馆学士。天策府建，为天策府从事郎中”^[33]二、天策上将与大行台同时，文学馆在后。上见《制》《通鉴》《高纪》中大行台尚书令、天策上将均同时授予，又《太纪》《通鉴》均将建文学馆、十八学士^[34]与天策上将合记而置于后。

其实两种记载并不矛盾。首先，授将军号则开府，但两者可以不同日。开天策府事唯见于《通鉴》：“仍开天策府，置官署”^[35]，当为合诸事为一条故省时间；其次，文学馆实际建于天策府前。史书将建文学馆与十八学士合载造成了学士一朝而集并同时建馆的假象。但实际上是文学馆先建立，学士陆续入馆的，最直接的证据就是《薛收传》载收“武德六年，以本官兼文学馆学士”^[36]，《于志宁传》载“志宁累授天策府从事郎中，每侍从征伐，兼文学馆学士”^[37]。又《褚亮传》与《通鉴》所载十八学士官职大有出入，据笔者比对分析，《通鉴》是以学士入馆时间记录其入馆时官职，而《褚亮传》是在九年太宗为十八学士画像前后录时文学馆学士官职^[38]。故文学馆建立于天策府之前存在可能。再论建文学馆时间范围，《贞观政要》载：“太宗为天策上将，乱稍平乃向儒宫城西作文学馆”^[39]，示在天策上将后。《通鉴》亦载：“于时世民以海内浸平，乃开馆于宫西”。时刘黑闼叛乱初兴，“乱稍平”“海内浸平”当指平定王窦事，因此可以断定文学馆建立于加天策上将后、叛乱未成气候时。其后，叛乱不断发展，促成李世民尽快开天策府筹备征伐。

由是我们得到了天策上将、文学馆、天策府时间序列关系，那么为何《制》和《文》分作九月和十月呢？首先，两者都是存在的，一是两者性质不同，辞措不同；二是《唐大诏令集》为宋敏求一人所编，不会于两者的矛盾无睹，类似现象在书中也不止此处。其次，关于两者的时间。《制》《薛收传》载：“太宗初授天策上将、尚书令，命收与世南并作第一让表”，故九月并非误载；又可参见李渊禅让作《禅位皇太子诏》^[40]，而后有《答太宗陈让表手诰》^[41]；关于《文》，任命不一定与册命同时，天策上将地位非常，可参见立秦王为太子事，《立秦王为太子诏》载：“可立为皇太子，所司具礼，以时册命”，示重大册命要择日举行，而册命有《命皇太子即皇帝位册文》^[42]；任命与册命亦不一定与置治所同时，上文已有置陕东道行台置治所于二年事可佐。

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与天策上将同时授予李世民无争议，由是我们可以将此事过程整理如下：（1）四年九月，李渊作《制》加秦王天策上将、大行台尚书令，李世民作让表辞不受；（2）十月己丑，李渊再次下诏，李世民或再作表辞让^[43]，但最终受封；（3）建文学馆；（4）叛乱扩大，开天策府；（5）十一月甲申，移大行台置洛州；（6）十一月乙酉，正式册命李世民为天策上将、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旧唐书》与《通鉴》纂者，或未明十月之诏与《文》的关系，或出于体例而合诸事为一条，《高祖纪》与《通鉴》加号均作“冬十月”，但武德四年立冬在十月戊戌^[44]，己丑在戊戌之前，又古历称十一月为冬月，恰册文作于十一月乙酉，是为证据。

再论存疑的陕东道行台，其建立过程也可类比建大行台与禅让事，很可能也有数条诏制。刘文静十一月已领行台左仆射一事，时间明确，本传亦载，误记可能性较低。则建行台与加尚书令不一定同日，有显州道、益州道行台事可证：显州道，武德二年正月己巳，杨士林以四郡地降唐，“诏以为显州道行台”^[45]，三年四月壬子“以显州道行台杨士林为行台尚书令”^[46]；益州道行台，《高纪》载“四月壬寅…於益州置行台尚书省。甲寅，加秦王益州道行台尚书令”。故推测建立过程如下：（1）元年十一月己巳之前，陕东道行台已建；（2）元年十二月壬申，授秦王行台尚书令；（3）二年正月癸卯，置行台于长春宫。

行台、大行台、文学馆、天策府的建立过程反映了唐代机构设置的实际情况。目前对古代机构设置时间的考证多存在忽略实际情况的现象，可以提供如下几点借鉴：（1）机构的设置是一个过程，往往需要先先经过“批准”，进而筹建，最后才正式建立；（2）一个机构的设置很可能有多份文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