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总结
由于民族“受害危机”这一现实原因的作用，梁启超及其同时代知识分子在心理上迫于过度焦虑的国家“避害意识”，产生了激进的、极端化的民族主义情感，在这情感的支配下就产生了一切以“国家主义”为出发点和价值归宿，其他价值为附庸性工具的工具理性思维模式，在这一思维模式的指导下，梁启超才走向了对“民权自由”的冷落，转而依靠专制王权。对专制主义的依附是梁长期坚持的工具理性思维的一个表现形式；也正是在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的驱使下，梁在早期政治思想中犯有“制度决定论”的政治激进主义错误，但随着改革的失败，梁启超放弃了激进主义的思维，理性地转向政治缓进思维，正是在这一转变的背景下，梁启超才作出了“君主立宪”应该缓行的理性决定，这是他思想转变的必然结果、合理归宿。
梁的政治思想代表着中国近代政治思想的基本品格：激进民族主义情绪指导下的工具理性思维，集体主义基本道德观，政治激进主义色彩。这些思想影响制约着之后几乎所有时代的政治改革，并不断得到深化和强化，甚至形成了一种普遍认同的、很难根除的集体潜意识，以及一种习惯性的政治行为方式，严重地阻碍了改革的进程。今天我们依旧没有走出这些错误思维的阴影。要全面健康地推进改革，我们就应该反思反思，并且要好好反思，认真反思。
【注释】
[1]李华兴编：《梁启超选集·开明专制论》，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50页。
[2]李华兴编：《梁启超选集·开明专制论》，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50页。
[3]李华兴编：《梁启超选集·开明专制论》，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51页。
[4]李华兴编：《梁启超选集·开明专制论》，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52页。
[5]李华兴编：《梁启超选集·开明专制论》，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50页。
[6]李华兴编：《梁启超选集·开明专制论》，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50页。
[7]李华兴编：《梁启超选集·开明专制论》，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50页。
[8]李华兴编：《梁启超选集·开明专制论》，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50页。
[9]李华兴编：《梁启超选集·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0、31页。
[10]《古议院考》，第32页。
[11]《古议院考》，第32页。
[12]《爱国论》，《饮冰室文集》之三，第69页。
[13]《爱国论》，《饮冰室文集》之三，第69页。
[14]《新民说》，《梁启超合集·专集之四》，中华书局，第36页。
[15]《新民说》，《梁启超合集·专集之四》，中华书局，第37页。
[16]《新民说》，《梁启超合集·专集之四》，中华书局，第44页。
[17]《新民说》，《梁启超合集·专集之四》，中华书局，第47页。
[18]《新民说》，《梁启超合集·专集之四》，中华书局，第47页。
[19]李华兴编：《梁启超选集·开明专制论》，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53—460页。
[20]李华兴编：《梁启超选集·开明专制论》，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53—460页。
[21]李华兴编：《梁启超选集·开明专制论》，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53—460页。
[22]李华兴编：《梁启超选集·开明专制论》，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53—460页。
[23]李华兴编：《梁启超选集·开明专制论》，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53—460页。
[24]李华兴编：《梁启超选集·开明专制论》，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53—460页。
[25]《古议院考》，《梁启超选集》，第33页。
[26]《古议院考》，《梁启超选集》，第33页。
[27]《古议院考》，《梁启超选集》，第36页。
[28]《三十自述》，《梁启超选集》，第376页。
[29]《新民说》，《梁启超合集·专集之四》，第44—46页。
[30]《古议院考》，《梁启超选集》，第33页。
[31]《新民说》，《梁启超合集·专集之四》，第44—46页。
[32]可能会犯“国民决定论”的失误。
[33]弗里特里克：《国家的宪法理性》，第128页。转自［美］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83页。
[34]殷海光：《民主的试金石》，《殷海光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