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及其学派思想的发展阶段
为了理清楚《商君书》中“壹务”思想的发展脉络，我们有必要对《商君书》作一个整体的介绍。钱穆说：“《汉书·艺文志》法家商君二十九篇，兵权谋家公孙鞅二十七篇，今传二十六篇，亡其二，实二十四篇。”[5]现代学者普遍认为《商君书》并非商鞅一个人的作品，郑良树先生说：“我们发现《商君书》不但不完全是商鞅所亲著的，而且，也不是他一二个人在一二个时代完成的。相反的商鞅亲自著的篇章不但很少，而且，整部书著成的上、下限相距很远，有的是秦孝公二十四年（前338）商鞅车裂以前的作品，有的是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统一天下以后才完成的，前后相距一百一十多年以上。因此《商君书》应该被认为是一部集体的创作，由商鞅及其学派的学生分别在不同时代内完成，然后，编纂成书。”由于《商君书》是商鞅及其门人的作品汇编，而且前后年限相距甚远，所以我们首先应该对《商君书》中的各个篇章进行分期概括。关于对《商君书》的分期笔者主要吸收和借鉴郑良树先生的五个阶段说。
第一期，建立期。本阶段的作品写于秦孝公元年（前361）止于孝公二十四年（前338）商鞅车裂，共二十六年。其中主要作品有《更法》《垦令》《境内》《战法》《立本》《兵守》六篇，这六篇作品中有的极有可能是商鞅所亲著，有的可能与商鞅有极其密切的关系。本阶段的作品反映了商鞅及其学派思想的雏形。
秦国变法的前夕，商鞅和甘龙、杜执在秦孝公面前围绕变法展开了一场争论。商鞅从“三代不同礼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6]的历史事实出发，阐明了“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7]，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的政治主张，这些思想集中体现在《更法》篇中。
为了能集中发展农业，作者在《垦令》篇中提出了二十条对策直接或间接地促进农业发展，我们可称之为“重农主义”。
对战争与政治的关系，商鞅强调政治的决定性作用，认为“凡战法必本于政胜”[8]，要达到“政胜”，不但要民众服从政令，而且还要形成一种民众“怯于私斗而勇于寇战”[9]的民俗。因此强兵胜敌的根本办法有三：一是战前实行法治；二是用法治造成勇于作战的民俗；三是用勇于作战的民俗来造成胜过敌人的工具，即兵员与武器。
第二期，开拓期。本阶段始于秦惠文王元年（前337），而止于秦惠文王更元七年（前318），共计十九年。本阶段的作品有《算地》《农战》《修权》三篇。
治国之要在于农战，只要民众专心务农，就会“国富而治”[10]；围裹君生而战就能“尊主安国”。《农战》所以国家兴盛就在于“令民归心于农”，“归心于农，则民扑而可正也，纷纷而易使也，信可以守战也。”可见使民务农可产生两个结果：一是多生产粮食以致国富；二是使民众朴实而易使唤，从而形成强大的战斗力，使国强。本期的农战思想比上期更具体，指出了国君如何令民众归心于农战，“为国之数，务在垦草；用兵之道，务在壹赏”[11]。作者认为人的本性是追求名利的，君主“应操名利之柄”[12]，利用赏罚使民众入则“属农”，出则“计战”。君主应该将官爵和名利赏给那些在农战中立功的人，对那些不参加农战而“务学《诗》《书》”“随从外权”“烦言饰辞”“事商贾”“为技艺”[13]的人不但不能给予官爵，反而要加以抑制，使他们不得避农战。
论到国君，作者认为国君应具有强权专制的思想。由于民众巧诈，必须用强力统治，因为“刑者，所以禁邪也；而赏者，所以助禁也。”只有充分发挥刑赏的作用，才能使“臣得尽其力而主得专其柄”。“法”“信”“权”是国君治国的三大法宝，“法”是君臣共同遵守的；“信”是君臣共同建立的；而“权”则必须由国君独掌。
对于法治，作者认为任法为公还是为私是国家存亡的关键，批判“释法而任私议”，主张君主“爱权重信而不以私害法”[14]，强调只有实行严格的法治才能“臣不蔽主”“下不欺上”。
第三期，发展期。本阶段始于秦惠文王更元八年（前317），止于秦庄襄王三年（前247），共计七十年。本阶段的作品有《去强》《徕民》《弱民》《说民》《外内》五篇。
关于治理民众，作者首先提出了“民”与“政”的关系，“民胜其政”国家就会削弱，乃至于灭亡，只有“政胜其民”国家才会强盛而王天下。要达到“政胜其民”就得反对“慧辩”“礼乐”“仁慈”“任誉”等，使民朴而易使。其次利用刑法控制民众，普及法治，使民众能根据法令来明辨是非，互相监督，做到“有奸必告”，并实行重罚。再次就是“弱民”，即削弱民众对法令的抗拒力。“有道之国，务弱民”[15]，民众懦弱守法，才能加以利用。同时还要清除能使民强的“六虱”，反对空谈、仁义。“弱民”政策的实质就是愚民，使民众愚昧无知，只知务农与打仗。
《商君书》的移民思想，主要体现在《徕民》篇中。作者认为：由于秦国地广人稀，而三晋地少人多，要充分利用秦国的土地就得把三晋的民众招到秦国来进行垦荒，并建议对外来之民实行“利其田宅”“复之三世”[16]等优惠政策。用新来之民从事农耕，用原有的秦民外出作战，那就能获得“富强两成之效”。
这一期作品还重点论述了农战政策。作者指出“民之外事，莫难于战”，要驱使民众去作战，就必须重赏有战功的人，严惩逃避战争的人，堵住“淫道”，使“辨知者”“游宦者”[17]以及儒生都得不到显贵；“民之内事，莫苦于农”，要驱使民众去务农就必须提高粮食价格，增加非农业人员的徭役，加重商业税，使农民得利多，而使商人、手工业者得利少，并且购买粮食的花费大。只有使农民与战士得到名利，人们才会从事农战，国家才能富强。
第四期，定型期。本阶段始于秦始皇元年（前246），止于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共计二十六年。本阶段的作品有《靳令》《壹言》《开塞》《错法》《赏刑》《画策》《慎法》共七篇。
由于本期作品刚好是在秦国统一天下的过程中完成的，因此对法治有了比较系统的论述。前面已经论述过要在战争中打败敌人而王天下，关键是“政胜”，要达到“政胜”最根本的措施就是法治。首先强调了法治的原则，即官吏的政务不得拖延，以保证法律的贯彻实施，还要做到“不以善言害法”“‘任功’不‘任善’”“法立而不革”[18]。其次论述了实行法治必须做到“不贵义而贵法”[19]，即要有“使法必行之法”；要有“使奸邪、盗贼必得之法”；还要“刑不善而不赏善”；要举用贤人来推行法治，不“废法作私”不滥赏爵禄。
在这一期的作品中，作者把重农战放在突出的位置，认为立国之本在于“制度时”“治法明”“国务壹”“事本抟”；在于“尊农战之士”“下辩说、技艺之民”“贱游学之人”；在于“开公利而塞私门”从而使民众“喜农乐战”[20]。
由于此时期刚好处于统一六国的过程中，所以作者认为提高民众的战斗力是至关重要的。首先要“制其民”。使民众易使唤，而专心从事于农战，要使民愚而易使，必须得反对空谈，排除儒家、墨家的各种学说，即“六虱”。《靳令》篇中说：“六虱：曰礼、乐；曰《诗》《书》；曰修善，曰孝弟；曰诚信，曰贞廉；曰仁义；曰非兵，曰羞战。国有十二者，上无使农战，必贫至削。”必须坚决打击“六虱”，使之在社会上消失，让社会上只剩农民和战士两种人。其次给从事农战的人以名利。追求名利是人的本性，所以君主应该利用赏罚来控制民众，要做到“民力尽而爵随之，功立而赏随之”[21]，坚决反对依“私德”把名利显贵给予那些空谈之士，这样民众就会喜从农战。再次，用重刑。古之民愚，所以“知可以王”，“先德而治”，而“今之民巧以伪”，必须依靠武力才能统一天下，所以要“前刑而法”“刑多而赏少”“刑用于将过”，并且“赏施于告奸”[22]，才能治理好民众。
作者还指出国君要公正开明，不得释法任私，才能治理好国家。如果君王“释法度而任辩慧，后功力而进仁义”[23]，举用那些无功劳而只是能说会道的贤人，就会使“民倍主位而向私交”，“君弱而臣强”[24]。真正的明君应该“破胜任党，节去言谈”，“以法相治，以数相举”，对民众“劫以刑而驱以赏”，使民众“归其力于耕”，“归其节于战”，这样就能“粟多”“兵强”“主尊”而王天下。国君不但应能集中民众的力量，更重要的是能利用和消耗民力。“夫圣人之治国也，能抟力，能杀力。”[25]国君可以用出粮捐官的办法，使民众的财富变为国家的财富；用攻打敌人，立功取官爵的办法，使民众的力量消耗掉。笔者认为国君“能抟力而不能用者必乱，能杀力而不能抟者必亡。”最后，作者还认为国君应该有与时俱进的思想，治理好国家的关键在于“不法古，不修今，因世为之治，度俗而为之法”。
第五期，后劲期。本阶段始于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止于秦灭亡。本阶段的作品有《君臣》《禁吏》《定分》共三篇。
由于本期作品完成于秦统一天下之后，论述的重点已有所转移，主要论述君王如何统治臣民。首先确立君臣之间的等级尊卑，“列贵贱，制爵位，立名号”。其次，实行法治，“缘法而治，按功而赏”[26]。再次利用“势”“数”来治理臣民。要禁止臣民为非作歹，驱使臣民守法立功，就得靠赏罚，而奖赏与处罚必须按照功劳与罪行的大小，而“论功察罪”[27]必须掌握一定的原则，这种原则就是利用“势”与“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