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与出岛之间的差异与原因的思考

作为前期沟通中西的一个窗口与渠道，澳门起到的是一种潜移默化的触媒和催化作用。但是随着清朝国力的衰退，地处边缘地带的澳门失去了天朝帝国秩序的庇护，清朝政府也随之丧失了一个可以借助的、多元文化荟萃的、与国际接轨的平台^[19]。

澳门本是荒芜之处，内陆移民入驻开发不久，葡萄牙殖民者便到达此处，既然澳门居住人员杂乱，同时又没有那么顽固的传统，为什么澳门没有成为内陆近代化的桥梁，将自己所经历的新奇传播到中国的广大地区？洋务运动也是直接从西欧引进一切，为什么鸦片，华工贸易都以它为据点？相对于出岛，成为幕府习知西方的窗口，很多信息都从这个窗口涌进来，继而产生兰学，成为一种学习风气与传统，在后来的近代化过程中才显得轻车熟路，而且取得了出人意料的效果。

对于其中的原因，笔者认为有很多的方面被涉及。首先，虽然中国东部沿海，但其有广阔的内陆腹地，信息的传播相对是比较慢的，深受传统思想的束缚，而且当时的信息传送设备也不先进，而日本则不然，四面临海，国土狭长，对于国内某处发生的消息还是很快就能弄清楚并作出及时的反应的。

其次，清政府天朝上国的观念根深蒂固，统治者又保留着华夷之辨，对于外来之夷人夷物不屑一顾，西方人的奇技淫巧不足挂齿。遵守祖宗成法已久而不愿发生改变，从八旗入关到确立统治，从鸦片战争到甲午中日，这些观念始终存在，虽然澳门早已有近代文明^[20]的进驻，但中国政府只是根据热情来选择性地吸收，比如明末的佛郎机炮与清初钦天监的汤若望介绍的西方历法，而日本，在隋唐时学习隋唐文化，到了近代便脱亚入欧，对于先进的追求始终有一份积极的心态，每一次都引进先进都产生了全方位的社会影响。

再次，涉及政府对于本国所有种类资源的掌握与利用。清政府疆域辽阔。那些外藩虽自有主权，例如政府花很大代价平叛的新疆，广大的土地竟不能自给自足，还得依靠政府的拨款，没有丝毫用处；满清的东北发源地，被沙俄鲸吞蚕食，广大的西伯利亚在不知不觉中找到了主人。“限民虚边”替代了“徙民实边”，致使“瓠落而无所容”，人口膨胀，却只能挤在原来的地方，社会问题愈发严重，边疆危机也层出不穷。拥有宽阔的领海却不积极发展海上贸易与对外交往，除了沙俄，其余欧美国家一律不知，甚至鸦片战争后，对于英国的方位及香港的所在都一片茫然。而澳门的影响则仅限于广东地区，直到所进行的贸易臭名昭著之后才采取对应措施，同时仅仅停留在停止此类贸易阶段，没有看到澳门地区的变化，只是拥有所谓的主权而已。日本，尽管幕府也为了维持自身的统治而实行海禁，但是对于外面世界的变化一清二楚，对于国家资源的利用由于种种限制更是精益求精，留下一个出岛，作为对外贸易、交往、学习的基地，幕府更是利用其所吸收的外来文化而支持并形成兰学，充分利用了这一窗口。

最后，笔者以为是澳门的情况对于当时中国社会的冲击力度不够，清政府无法因此而产生危机感，进而救亡图存。清帝国地缘广大，对于他们来说，澳门正如鸡肋一般，只要遏制西方势力于此地，维持应有的现状就能够心满意足了。而对于日本，寸土寸金，如果不自强，整个岛国也会被鲸吞蚕食得一干二净。20世纪60年代，美国历史学者文森提出的的“传统—近代”模式，即在西方与中方，传统与近代的两极对比中，假设西方成为世界各国万流归宗的楷模，而且中国历史在西方入侵前是停滞不前的，此时的中国要想迈入近代化，只有等待西方国家的猛烈一击。如此观点，则恰好说明西方侵入澳门对于清帝国来说如同隔靴搔痒，而整个社会的剧变则发生在1840年的鸦片战争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