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周、西周时期关中地区洞室墓的年代、分期及源流
刘家姜戎墓葬出土铜管、铜铃、铜泡形饰等，说明当时已进入青铜时代，在时间上无疑要晚于龙山文化。由于墓口都压在西周晚期地层之下，又被西周早期、中期墓葬打破，故墓葬年代要早于西周。刘家一期（M3形制不清）与齐家文化比较接近，与二里头文化晚期相当。二期与武功郑家坡先周早期相当，时代大体与二里岗下层相当。第五期应早于斗鸡台瓦鬲墓初期。六期（M49土坑竖穴）的年代当为西周文武之际。周文化因素在六期大大加强，当与古公亶父迁居周原后“乃贬戎狄之俗”有关，因而五期的相对年代不会晚于周人迁岐。二期（M27）、三期（M11、21、40、41、44、47）、四期（M4、7、8、20、46、53）、五期（M9、14、37）的时代为商代前期至周人迁岐[23]。
碾子坡M184：1与刘家村M27：1的形制特征一致，故将刘家M27与碾子坡M184分为一期[24]。
张家坡西周墓葬分为5期：第一期相当于武成康时期（M136、285）；第二期相当于昭穆时期（M113、114、141、183、215、283、284）；第三期相当于共懿孝时期（M106、107、109、111、112、120、259）；第四期相当于夷厉共和时期（M115、275）；第五期相当于宣幽时期[25]，此期内无洞室墓。另外有M273、M282、M285、M309年代不明。
大原村M309的墓葬形制与张家坡M141相同，故将大原村M309与张家坡M141分为一期。
我们据以上材料对关中地区洞室墓进行分期，见表2。
由表2可知，在长武县碾子坡发现的个别属先周文化的洞室墓，长安县沣西大原村发掘的洞室墓及其附近张家坡墓地的洞室墓在时间继承关系上与刘家村偏洞墓具有渊源关系。此外，张家坡洞室墓与刘家村、碾子坡洞室墓无论在墓葬形制，还是在随葬器物陈列方式等方面都基本相同，说明它们具有相同的埋葬习惯；从地理位置上说，张家坡、刘家村及碾子坡均位于陕西西部，彼此不过100—130公里，各墓地都有与自身同时代的周文化陶器，这些陶器的发展同周文化的发展吻合[26]。以上说明：关中地区的洞室墓直接源头应是扶风刘家村。
表2 关中地区的洞室墓时间排序表
刘家文化面貌与甘青地区的青铜文化有很多共同点，如刘家墓地一至五期墓葬形制均为偏洞式。偏洞式墓在我国境内最早出现于青海乐都柳湾马家窑文化半山期墓地，此后兰州土谷台马厂期墓葬、玉门火烧沟类型文化、青海卡约文化也有发现。因而，关中地区的洞室墓的间接源头可能是甘青地区，一路东传至关中。
春秋时期关中地区未见有洞室墓，我们认为是姬姓周族和外戚姜姓羌族融合的结果，使得本属姜戎一支的这群人逐渐放弃了自身的洞室墓习俗，采用周人的竖穴土坑墓。即使偶有遗留，也随着周室的东迁而消亡，春秋时期基本上未再见到以洞室墓为墓葬习俗的人群迁居关中。
到了战国时期，关中地区则兴起了大量的洞室墓，如陇县店子[27]、凤翔高庄[28]、西村[29]、西安半坡[30]、山门口[31]、咸阳任家嘴[32]、塔儿坡[33]、临潼刘庄[34]等墓地。这些洞室墓多数为纵式，少数为横式，但由于长方形墓道均明显宽于长方形洞室，故都呈凸字形。洞室底部齐于或高于墓道底部、洞室深长而能够容纳整个人骨、人骨多头外足内。竖穴口大底小且三面有二层台，流行木棺和屈肢葬、墓底铺卵石架圆木、墓葬规整划一，更明确与秦文化自身的竖穴墓特点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