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勣降唐获得“纯臣”称号的始末

公元618年9月瓦岗军被王世充大败，失势于天下，李密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归降李渊。当时，徐世勣（高祖尚未赐姓）驻守黎阳，在魏徵苦口婆心地劝说下，他也决定降唐，但又以为应通过李密献其土地，表示他并不背叛李密。他对郭孝恪说：“此众土地，皆魏公（李密）有也；吾若上表献之，是利主之败，自为功以邀富贵也，吾实耻之。今籍结郡县户口士马之数以启魏公，使自献之。”^[6]还特意派郭孝恪向李密说明他的本意，可是当时李密寄人篱下难以逾越李渊的五指山，即便他对徐世勣的举动有无数个不同意，也得装作哑巴咽下这棵黄莲。并且，徐世勣降唐的目的远远不只是为了显示他的忠义，隐藏在忠义背后的是自身的政治利益，在降唐之前他是经过利弊权衡的。当时魏徵劝降徐世勣：“始魏公起叛徒，振臂大呼，众数十万，威之所被半天下，然而一败不振，卒归唐者，固知天命有所归也。今君处必争之地，不早自图，则大事去矣。”^[7]《旧唐书·魏徵传》中有魏征写给李勣的信，其部分内容描述当时的形势：“根本已拔，确乎不动，鸠合遗散，据守一隅。”而徐世勣却“更事迟疑，坐观成败”。李密失败后其部下一部分投靠王世充，一部分转投徐世勣，此所谓“鸠合遗散”。在这种情况下，徐世勣不可能不思忖魏徵的分析而意气用事，他不会幼稚到单为追附李密来显示忠诚。战乱中徐世勣想重新找一个强有力的靠山，以图在纷争中自保，他是识时务者。也就凭此举，徐世勣赢得了高祖“不背德，不邀功，真纯臣也”^[8]的称赞，得赐李姓，经略关中虎牢关以东的广大地区，被标榜为历代臣子的楷模。可是笔者不愿囿于成说，因为在政治事件里，很难只用感情去理解，就算主演者的所作所为被冠以万千“忠义”的名号，但究其本质，是逃不过对自身利益所趋的。徐世勣对李密的“忠义”，真实也罢，作秀也罢，笔者不敢妄评，但前提是李密失势于天下。况且，二人关系早已貌合神离，李密对徐世勣也并不信任。李密败北王世充，无安身立命之处，当时有人劝说李密依靠徐世勣东山再起，但立即另外有人提出疑问：“向杀翟让，世勣伤几死，疮犹未平，今可保乎？”^[9]李密在落难时也难见徐世勣真知，最终依靠王伯当，远去关中降唐。早在李密诛杀翟让时，徐世勣就差点送命，对于李密的所作所为，他曾耿耿于怀，极为不满，以至于“刺讥其短”^[10]。《新唐书·李密传》卷八十四也载“徐世勣数规其违，密不喜，使出就屯”。正如《通鉴》所言，李密杀翟让之后“密之将作始有自疑之心”，众将领朝不虑夕。徐世勣也因贬低李密被远迁至黎阳，“虽为委任，实亦疏之”^[11]。可以说，在瓦岗军后期徐世勣并不是李密的左膀右臂，二人矛盾重重，积怨颇深。等到李密死后“帝遣使持密首往招世勣”^[12]，李渊的根本目的是想试探徐世勣的态度，因为徐世勣手握兵权，然而“世勣表请收葬，诏归其尸，乃发丧具威仪，三军缟素，以君礼葬黎阳西南五里，坟高七仞”^[13]。徐世勣早已做出了纯臣的姿态，而且李渊欣赏这样的“纯臣”，他固然要将这种高姿态做到底，做给同样正在考验他的李渊看，做给天下人看，这样一来，不仅可以保留纯臣的美称，还可以赢得李渊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