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良师益友

章氏后入诂经精舍从俞樾先生问学，间亦就高学治、谭献、黄以周、孙诒让诸人问学^[21]。章氏与诸师之关系，学者亦详言之矣，然多以学术传承为说。余以为俞、高、谭、黄、孙诸师，不仅为当时“海内耄硕”^[22]，一时之知识精英^[23]，亦且执掌书院，献身教席，实乃其时著名之教育家。兹疏证如下：

俞樾曾任河南学政，先后主讲于苏州紫阳书院、龙湖书院、清溪书院、求志书院，后任诂经精舍山长，凡卅一年，门秀三千^[24]。

黄以周于同治十年大挑以教职用，先后署遂昌、海盐、于潜训导，补分水训导。时提督江苏学政黄体芳就南菁书院，延先生讲，主属于十五年，江南诸高材皆出其门。晚选处州教授，以特荐教授内阁中书^[25]。

谭献应张之洞邀请主持经心书院。治经必求两汉诸儒微言大义，不屑章句，读书日有课程^[26]。

高学治深居治三礼及四家诗，旁罗金石，亦好宋、明儒书，以贡生选乌程训导^[27]孙诒让尝主温州师范学校，充浙江教育会长^[28]。

书院之制，教学之外，兼及为人^[29]。章太炎与诸师亦师亦友，亲聆其教。诸师或谈经治学，或讲学著述，或操行品性，其于章氏躬行示范之作用极大。《章太炎自定年谱》云：“余始治经，独求通训故，知典礼而已；及从俞先生游，转益精审，然终未窥大体。”^[30]又云：从高先生问经，“由是说经益谨”^[31]。俞、黄、孙诸师教学之法，随性各异，章氏曾为之比较曰：俞樾“为学固无常师，左右采获，深疾守家法违实录者”^[32]。黄以周“为学不拘汉宋门户……其说经，陈事象物闳肃，超出钱大昕、阮元诸儒上远甚”^[33]。孙诒让则“笼有金榜、钱大昕、段玉裁、王念孙四家，其明大义，钩深穷高过之”^[34]。要而言之：“先师（俞樾）任自然，而先生（黄以周）严。”^[35]“孙先生名最隐，言古训，审慎过二师（俞、黄）。”^[36]任法各异，“亦各从其性也”^[37]。“学问之道，有教无类。”^[38]章氏曾言：“学术万端，不如说经之乐，心之所系，已成染相。”^[39]由此观之，其受诸师友濡染实大。章氏《自定年谱》云：“余学虽有师友讲习，然得于忧患者多。自三十九岁亡命日本，提奖光复，未尝废学。”^[40]观章氏聚徒授学，好说经史，虽遇困厄挫折，仍不失其志，恐不能与诸师友“小子志之”^[41]之诫无关也。其中尤以本师俞樾为大。自唐代崇尚诗赋以来，学校失教，华士日兴，而朴学日替。至于南宋，诸大儒欲矫其弊，于是创精庐以讲学，聚徒传授，而书院遂盛。有明以来，专尚制艺，主讲师长复以四书文、八韵诗为圭臬，并宋人建书院意而失之。清世贤士大夫之崇古学者，又思矫其失，而习非成是，积重难返，不得已别筑讲舍，选高材生充其中，专肄经史辞赋，一洗旧习。而各地踵设讲舍，其较著者有浙江之诂经精舍，广东之学海堂。俞樾即为诂经精舍之山长，严守经舍条例，专求经义^[42]。光绪三十一年（1905）科举废，各省、府、州、县大小书院，悉改为兼习中西学之学堂。俞樾见此叹曰：“夫时文诚弊，然至坚精义或藉此以存一线！若废去之而别谋所以取士……改用西学，则人人所童儿习之者惟是机械之巧，穷思极虑求为杀人之利器……而义利之界、理欲之途竟无有言及者矣，于世道人心，不亦有大害乎？”^[43]俞樾以继绝学自任^[44]，反对以学堂取代书院，深恐经学之不传于后世。章氏承其夙志，以恢廓支那闳硕壮美之学为己任，持“应保存者，则存留之，不能事事更张”^[45]之态度，“愿辅存微学，拥护民德，远不负德清师，近不负先生（孙诒让）。虽并世目为顽固，则所不辞矣”^[46]。昔时论者多就俞章师弟学术之继承与弘扬论之，余则以为，章氏于书院、学校制度之利弊，多所创言，每中肯綮，恐非偶然。细寻章氏之钟情于创办讲学会，例仿旧式书院之讲学风格，则章氏“远不负德清师”一语，亦有继承书院独立讲学之意旨，实与乃师同志。其后鉴于时代之变迁，讲学由专求精奥变而为讲大体，与乃师欲藉科举时文以保存经义之传，亦深契合。其教育独立之主张^[47]，恐与此书院教育之经历亦不能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