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宣帝加强皇权与杨坚代周立隋事件的关系
史载北周宣帝大象二年（580）五月己酉，宣帝大渐。
御正下大夫刘昉，与内史上大夫郑译矫制，以隋国公坚受遗辅政。是日，帝崩于天德殿。时年二十二，谥曰宣皇帝[43]。
杨坚在宣帝驾崩后快速掌握政权，并在不到八个月时间便登基称帝建立了隋朝，清代史学家赵翼认为：
古来得天下之易，未有如隋文帝者，以妇翁之亲，直周宣帝早殂，结郑译等，矫诏入辅政，遂安坐而攘帝位[44]。
近代史学家岑仲勉也认为：
自其受能够篡权与北周 中央遗诏起计，不出一年，便移周祚，得国之易，未有如坚者[45]。
杨坚能够轻易的篡取政权，除了一些客观条件以外，也与北周政局的变化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可以说北周皇权的不断加强是杨坚夺取宇文氏政权的最根本条件。
周宣帝在位期间为了加强皇权所以通过一系列措施来弱化六官，但是在六官不断变化的同时，三公的任职情况却是相对非常稳定的。太师太傅一直由赵王招和陈王纯担任，越王盛也一直没有远离中央，并曾经担任大冢宰、大前疑和太保，因此赵王招、越王盛、陈王纯等宗室宗亲成为北周中央的重要稳定因素。自从齐王宪去世后，北周中央的宗室实力在专制皇权不断加强的大背景下减弱，但是无论是论资历还是论辈份以上三王在朝中还是一股值得注意的宗室势力，我认为他们正是稳定北周宇文氏统治的最后支柱之一，即使宣帝的举措对朝政产生了巨大的震动，但只要宣帝去世，北周宗王身处中央，那么皇权还是要回归宇文宗室。皇权是宇文氏宗族权力发展来的，而此时的宇文氏宗室还有能力接管权力，因此只要他们在朝中，那么辅政一定轮不到杨坚，宗王成为静帝的辅政大臣无可厚非，权力会继续在宇文氏内部传递。周武帝明白这个道理，为了避免宇文氏宗族内部互相残杀，所以他在临死前的遗诏中就提到了“不准滥杀宗室”，但是宣帝却没有遵循。大象元年五月辛亥，宣帝令赵王招、陈王纯、越王盛、代王达、滕王逌就国，逼令唯一几位有能力辅政和接管政权的宗王离开了中央，宣帝亲自切断了皇权与宗室权力的联系，切断了宇文氏的“救命稻草”。杨坚就曾经对宇文庆说：
天元实无积德，视其相貌，寿亦不长，加以法令繁苛，耽恣声色，以吾观之，殆将不久。又复诸侯微弱，各令就国，曾无深根固本之计，羽翮既剪，何能及远哉[46]？
虽然有学者认为这段史料并不真实，是杨坚在为自己做篡权舆论准备的情况下编造出来的，但是我们不管它是否是编造出来的，这都代表了当时一种普遍的观点，那就是周宣帝将五王逼令出国的举措是导致周隋禅代的重要原因。
宣帝在对六官、宗室不断打压的同时，对自己亲自设立的四辅官也不放心，大象元年时四辅官分别是越王盛、尉迟迥、杨坚、李穆，虽然当时李穆于“六年进位上柱国，除并州总管……大象元年迁大左辅，总管如旧。”[47]李穆并不在中央，如果这样的格局能够保持到宣帝去世，那么杨坚的篡权就会遇到更大的阻力，但是曾经担任四辅官的越王盛、代王达被逼迫到了封地，尉迟迥被派出做相州总管，即使后来宣帝有意拉拢而结成儿女亲家（大象元年七月纳司马消难女为静帝皇后）的司马消难也出为总管，四辅官中只剩下了杨坚与代替李穆为大左辅的韩建业，韩建业是北齐降将，后来被封为上柱国、郇国公，在北周没有什么资历，因此自从司马消难出为总管以后北周中央最核心的六官三公以及四辅官，除了永昌公椿、鄷王贞、宇文善、毕王贤等几个既无实力又无资历的宗亲和韩建业外就只剩下了杨坚。这就为杨坚的篡权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使杨坚篡权时中央存在的阻力大大减弱。
由于六府官、四辅官配置不齐全，且被宣帝报以不信任的态度，所以很大程度上六府官、四辅官在宣帝执政的后期遭到了冷落，但是权力的集中必会伴随着政事增多，皇权的加强也使宣帝感觉力不从心，而且宣帝在历史上是一个沉溺于酒色的君主，因此宣帝更加依赖以郑译、刘昉和颜之仪等人为首的御正和内史，急于提升他们的地位，然后将处理政事的权力全部交给了他们，大象元年二月：
内史、御正皆置上大夫……封内史上大夫郑译为沛国公[48]。
谷川道雄先生论曰：
总之，北周的周礼国家强烈追求古代的形态，试图以此解决当代的政治课题。而北周的各个皇帝在致力于恢复并强化皇权时，所遇到的障碍很可能是这一建国以来的国策，可是又不可能将其废弃。就是自称天元皇帝的暴君宣帝也无法做到这一点。而作为一种新的尝试，那就是强化御正、内史诸官。在周礼的形式之内取得皇权的优势，这一目的可以说显露无遗[49]。
郑译、刘昉等人作为皇权的“衍生物”，在皇权变得强大的同时，自身权力急剧膨胀，正是他们在杨坚篡权的过程中发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总之，北周皇权的集中是一个渐变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突变的过程，这个突变的过程就发生在宣帝朝，而六官以及四辅官的人事变迁是加强皇权非常重要的措施，最终，皇权的加强反而促进了杨坚改朝换代的成功。
【注释】
[1]北京师范大学1996级杨翠薇博士论文《宇文氏家族与西魏北周政权》，从宇文氏家族入手研究西魏北周中央集权的变化过程，但其文在对北周宣帝时期政局变化的研究中，较为忽视对当时中央六官人员的迁转与宣帝朝皇权加强之间关系的考察；刘中和的《论西魏北周时期中央集权的形成——以六官人员迁转为考察中心》（发表于《西安文理学院学报》2014年4月第17卷第2期）一文考察了中央六官人员迁转与中央集权的密切关系，但是该文混淆了中央集权与专制皇权两个概念，探讨的时间下限也仅限于北周武帝以前，并没有涉及皇权在北周末期的变化，因此我们有必要在前人的基础上深入探讨这一问题。
[2]〔唐〕令狐德棻等：《周书》，中华书局，1971年，卷一《文帝纪》，第3页。
[3]《周书》卷一一《晋荡公护传》，第182页。
[4]《周书》卷一五《于谨传》，第248页。
[5]“等夷”之词见于《周书》卷十一《晋荡公护传》：“及太祖崩殂，诸子冲幼，群公怀等夷之志，天下有去就之心。”；另见卷十五《于谨传》、卷十六《赵贵传》。
[6]〔宋〕司马光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卷一六七，武帝永定元年条，第5164页。
[7]《周书》卷二五《李贤传附李远传》，第422页。
[8]《周书》卷三《孝闵帝纪》，第46页。
[9]《周书》卷五《武帝纪》，第64页。
[10]《周书》卷一三《赵僭王招传》，第80页。
[11]王仲荦：《北周六典》，中华书局，1979年，第4页。
[12]《资治通鉴》卷一六八，文帝天嘉二年六月乙酉条胡注，第5314页。
[13]《周书》卷三十二《申徽传》，第557页。
[14]〔唐〕魏征等：《隋书》，中华书局，1973年，卷一《高祖纪》，第3页。
[15]四辅官为大象元年春正月设，关于该制度具体内容，下文有论述。
[16]按汉代今文学家说，天子立三公司徒、司马、司空，立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人；按古文家说，天子立三公，太师、太保、太傅，立少师、少保、少傅，谓之三孤，又立六卿冢宰、司徒、宗伯、司马、司寇、司空，参看周予同：《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6页。因此北周的三公应该是按古文经所立的“太师、太保、太傅”三公。而“至魏晋以来，中书、尚书之官始真为宰相，而三公遂为具员。”〔宋〕马端临：《文献通考》，中华书局，1986年，第450页。
[17]《周书》卷七《宣帝纪》，第121—124页。
[18]《周书》卷十《邵惠公颢》附《亮》传，第157页。
[19]《周书》卷一六《侯莫陈崇传》，第270页。
[20]《北齐书》卷四一《独孤永业传》，第524页。
[21]《周书》卷三一《韦孝宽传》，第540—542页。
[22]《周书》卷一三《越野王盛传》，第204页。
[23]《周书》卷三〇《于翼传》，第526页。
[24]参看《周书》卷四十《王轨传》《宇文神举传》《宇文孝伯传》皆有类似记载；另参看曾磊：《周武帝、周宣帝亲信人物与军权》，鞍山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3期。
[25]《周书》卷二六《斛斯征传》，第429页。
[26]《周书》卷七《宣帝纪》，第116页。
[27]〔唐〕魏征等：《隋书》，中华书局，1973年，卷五一，第1327页。
[28]《隋书》卷四〇，第1168页。
[29]《周书》卷七《宣帝纪》，第115页。
[30]《周书》卷七《宣帝纪》，第116页。
[31]《周书》卷七《宣帝纪》，第116页。
[32]《周书》卷七《宣帝纪》，第116页。
[33]《周书》卷三〇《于翼传》，第526页。
[34]《周书》卷一三《明帝诸子传》，第207页。
[35]《周书》卷二六《斛斯征传》，第433页。
[36]《周书》卷一九《宇文贵传》附《善》传，第134页。
[37]〔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卷二十《文王世子》，第1407页。
[38]〔清〕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中华书局，1983年，卷三《保傅》，第54页。
[39]〔清〕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中华书局，1983年，卷三《保傅》，第54页。
[40]《隋书》卷一《高祖纪》，第2页。
[41]《周书》卷三〇《李穆传》，第529页。
[42]万绳楠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讲演录》，贵州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84页。
[43]《周书》卷七《宣帝纪》，第124页。
[44]〔清〕赵翼，王树民校：《廿二史札记》，中华书局，1984年，卷一五，第332页。
[45]岑仲勉：《隋唐史》，中华书局，1984年，第2页。
[46]《隋书》卷五〇《宇文庆传》，第1314页。
[47]《周书》卷三〇《李穆传》，第529页。
[48]《周书》卷七《宣帝纪》，第119页。
[49]［日］谷川道雄著；李济沧译：《隋唐帝国形成史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2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