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那么1940年前后，西安的妇女工作在女性视角、民族情绪和传统社会的合力作用下究竟为我们呈现出了怎样的面貌呢？通览该刊就会发现，作为抗战大背景下的机构会刊，它的主旨与主流思想十分契合，把唤醒陕西省妇女的民族感作为主要工作目标之一。兹举两首相对轻松可读的歌谣为例加以说明。第一首是发表于1938年第5期的《缝衣曲》：
窗外是不尽的潇潇秋雨\夜风吹来了无限的凉意\灯光下坐着我们母女\战士啊我们并不认识你\然而我们正在为你缝着寒衣……我们两手不停的缝下去\直到赶尽了敌人收复我们一切的失地……织成个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25]。
大概是用于宣传，这首诗歌用意极为浅显明了：风雨飘摇，漫如长夜的时局下，妇女为素不相识的前线战士以缝衣的方式进行服务。然而有趣的是妇女为征人缝制寒衣这一传统行为被赋予了民族意识和国家意志，传统的家庭宗族观念不见了，男女之防逐渐弱化。同期另一支歌更有意思，名字是《日本妇女哭征女》，采用五更调式，其中有一调说：
五更里来月亮揖西天，想起了丧天害理的军阀们呀，我要喝你的血！吃你的肝！奴的丈夫呀！什么日子才团圆[26]。
从全文来看这哪里是什么日本妇女在哭，分明是哪个秦地的少妇在夜半唱秦腔！普通的民众无奈被卷入战争，不得不经历原本平淡生活不该有的死别生离。他们或许分不清什么是军阀什么是侵略，但是在传统的女性视角中妻子见不到丈夫就是不合天理，始作俑者就应该得到仇恨和诅咒，民族情绪在潜移默化之中得到了滋养。
与此格调迥异的是同时代城市妇女的呼声，她们认为：“现时的妇女工作范围，不仅是单纯的家庭……除了生产，教育，救护外更有训练，组织……孩子对工作始终是累赘。”[27]由于受到现代化的渐染，有自己工作和事业的女性开始呼吁要把女性从家庭负担中解放出来。两相对比，简直恍如隔世，但这恰恰就是同一历史时期陕西妇女的现状。但是如果进一步分析这三个例子就会发现，无论是政府机构在国家意识层面上的引导，还是普通妇女基于传统观念的自发呼声，或是受到现代性启蒙的城市女性对于自身权利的追求，都通过不同路径实践自身的觉醒。
政府组织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这种觉醒，但却并非是原动力，相反，在某些层面上反而对妇女进行着约束。例如，本文第一节所罗列的妇女工作理念中有一条是“使每一个家庭的妇女都能做到劝男人去当兵，替国家去效命”。对于这一理念的解释是，古有岳母刺字，鼓励自己的儿子参军抗敌，所以人们应当效仿先贤，“母□其子，妻促其夫，姐促其弟，妹促其兄，参加兵役”。如果仅仅从人性的角度去看，一名女性自愿让自己的至亲去涉险赴死是已经到非常地步才会有的状况。那么，西安到这种境地了吗？显然没有。另外1939至1940年间的《战时妇女》格外推崇一名叫唐桂兰的女性，唐氏少年参军，抗战时又毅然抛家弃子参加前线战斗，抹煞自己作为女性的几乎所有特征成为战争机器，而这种推崇建立在对花木兰的类比之上[28]。第三例是妇委会鼓励妇女厉行节约的措置，即时代家庭的新经济计划。它号召每个家庭每月以国币31元1角8分购买节约建国储蓄券，十年后还100元；再以每月之收入不断换购更大面额储蓄券，便可以养老，备子女教育及婚嫁费[29]。这是一则听起来十分诱人的宣传，但是当时的一般妇女民众绝不会想到国债券是以政权稳定性为基础的。时值山河破碎之际，这实质上是对民众的变相掠夺。统一分析这三则材料我们就会发现，妇委会的宣传乃是立足于传统政治叙事角度的对女性的约束，本来这种牺牲女性权益以成全国家需要的约束在近代是某种意义上的反动，但是在抗战的大背景下，它却来得合情合理的，这不得不令人深思其中的利弊。或者说这些牺牲是战时妇女为实现自身社会价值而不得不承受之阵痛。
或许可以这样认为：在抗战的大背景下，战争要求人们服从国家意志，正常社会中的个人利益必然遭到一定程度的侵蚀。但妇女工作的广度却借此得到了拓展，妇女由此获得了被社会重新评价的机会。其实反观传统社会也是如此，往往是兵荒马乱中涌现出的女性付出了更多的牺牲，但也获得更为鲜活持久的历史记忆。大概这种矛盾中，我们可以更好地观察到1940年前后间西安妇女工作的图景。
【注释】
[1]学界对妇女指导委员会的研究，参见夏蓉：《妇女指导委员会与抗日战争》，人民出版社，2010年。
[2]蔡文援：《创刊词》，《战时妇女》第1期，1939年，第50页。
[3]董成英：《为“五四运动与妇女”进一言》，《战时妇女》第1期，1939年，第58页。
[4]陈潜：《全面抗战下的中国妇女应该如何纪念五四》，《战时妇女》第1期，1939年，第51页。
[5]据田毅安《希望全陕妇女的几件事》，《战时妇女》第1期，1939年，第52—53页。
[6]孙绍宗《中国妇女与民族复兴》，《战时妇女》第1期，1939年，第54页。
[7]据《陕西妇女工作概况》，《战时妇女》第4期，1940年，第42—43页。
[8]据《陕西妇女工作概况》，《战时妇女》第5期，1940年，第43—46页。
[9]肇丰：《汧阳妇女在今日》，《战时妇女》第10期，1940年，第87—88页。
[10]据《陕西妇女工作概况》，《战时妇女》第4期，1940年，第42—43页。
[11]据《陕西妇女工作概况》，《战时妇女》第6期，1940年，第44—47页。
[12]据《二十九年七、八、九月份工作报告》，《战时妇女》第9期，1940年，第20—24页。
[13]据《二十九年下年度十、十一、十二月份工作报告》，《战时妇女》第10期，1940年，第33—38页。
[14]据《陕西妇女工作概况》，《战时妇女》第6期，1940年，第44—47页。
[15]据《陕西妇女工作概况》，《战时妇女》第5期，1940年，第43—46页。
[16]据《二十九年七、八、九月份工作报告》，《战时妇女》第9期，1940年，第20—24页。
[17]据《二十九年下年度十、十一、十二月份工作报告》，《战时妇女》第10期，1940年，第33—38页。
[18]据《陕西妇女工作概况》，《战时妇女》第6期，1940年，第44—47页。
[19]《把伤养好了再上前线》，《战时妇女》第4期，1940年，第48页。
[20]蔡文援、王秀青：《一年来的岐山儿童保育院》，《战时妇女》第4期，1940年，第43—45页。
[21]据《陕西妇女工作概况》，《战时妇女》第6期，1940年，第44—47页；黄潭影：《陕西省第二儿童保育院一瞥》，《战时妇女》第11期，1941年，第25—26页。
[22]《二十九年下年度十、十一、十二月份工作报告》，《战时妇女》第10期，1940年，第33—38页。
[23]蔡文政：《陕西妇女慰劳会抗属工厂概况》，《战时妇女》第九期，1940年，第25—26页。
[24]民军是指乔明礼领导的河南民军。1937年原保定行营民训处召集河北高中以上学生进行暑期军训，不久七七事变保定失守，民军随国军迁至山西，各大学学生及地方民团相继投效，成为河北武装民众抗日游击部队之主流。而其家属汇集于河南泗水，由乔之夫人冯瑞霖带领奔赴陕西。
[25]阿莲：《缝衣曲》，《战时妇女》第5期，1940年，第17页。
[26]杨守镇：《日本妇女哭征女》，《战时妇女》第5期，1940年，第12页。
[27]单于唯尊：《由战时妇女工作谈到育婴问题》，《战时妇女》第9期，1940年，第16—17页。
[28]王红：《现代木兰唐桂林》，《战时妇女》第4期，1940年，第36—38页。
[29]《厉行妇女节约储蓄》，《战时妇女》第9期，1940年，第3页；《时代家庭的新经济计划》，《战时妇女》第11期，1941年，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