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公案小说

公案小说多以青天老爷断案折狱为主，读之解气，大快人心。虽坊刻之公案小说简陋粗糙，有拼凑之嫌，然刊后却受读者欢迎，如明代第一部公案小说《包龙图判百家公案》，就是将话本、杂剧、民间传说及与包公有关的故事汇集而成，而有的故事与包公无甚相干，加工改造之后冠上包拯之名。“这部小说有‘万历甲午岁末朱氏与耕堂’字样，当为万历二十二年刊本。”^[16]之后，余象斗顺葫芦画瓢，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编撰刊行了《皇明诸司廉明奇判公案》，刊后十分畅销。受此影响，编撰公案小说之人日益增多，最终形成一种流派。书坊主为求商机，不断创作或雇人创作。其后比较著名的公案小说有：《皇明诸司公案》，余象斗编述，万历三台馆刊本；《新民公案》，题“建州震晦杨百明发刊”，成书于万历三十三年；《海刚峰先生居官公案传》，还有《详型公案》《律条公案》《法林灼见》《明镜公案》等。综观诸公案小说，多单独成篇，实乃短篇小说集；内容多以案件性质分类编排，大同小异，抄袭现象严重；艺术水平整体而言不佳，且文字半文半白，不甚连贯。上述现象，是由于书坊主急于事功，与下层文人匆忙之间编排而定。下层文人虽有文学修养，但对官场之事所知不多，刑狱之事不甚了解，因此所创作之小说就显粗糙。加上历史上的典型案件多已被加工过，所以这些人只好东抄西凑，将已有之小说改头换面，另题书名刊行，实为挂羊头卖狗肉之举。虽然如此，而此类小说却很畅销，岂不引人思考？归根结底，是明末政治腐败，人民寄希望于清官廉吏之故。因囿于故事题材，公案小说数目并不多，书坊主对公案小说的编撰热情也逐渐消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