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西方文化的处理方式不同
中国同西方的文化交流开始于明末,这种文化是一种传教士文化,即文化交流的途径是通过传教士实现的。明末中国学者同西方的交往中,数学、地理等方面取得了一些进步,以徐光启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也开创了中国的近代科学观念,但这些进步并未成为一种主流。至清代,中西间的文化交流仍停留在数学、天文历算等方面。天文历算取得的成绩最大。地理学方面,这一时期因为统治者的爱好,也取得了一些成绩,如《皇舆全览图》等地图的绘制,但都随着政府的禁教政策而淡出中国舞台。文化思想领域的文字狱与专制政策,禁铜了知识分子的思想,阻碍了新思想的产生和传播,知识界转而进行文献实证。乾嘉学派可以称为这一时期中国文化的代名词。也就是说,中国在被迫开国的前近代,没有能够像日本一样较为全面地接受源于西方的近代科学并且为开国后的迅速近代化做好人才、思想方面的准备[30]。中国在对西方文化的处理方式上存在典型的大国文化心态,即中国在文化方面是高于外国的,西方的科技在中国士大夫的眼中不过是“奇技淫巧”。中国文化心态中存在强烈的夷夏观念。知识群体视儒家文化为正统,为他们的生命线。由此而导致中国人不会主动地学习别人,也难以包容其他文化,因为中国有自己的文化。被动开国后,因为没有西方文化的积淀,导致两种文化的强烈碰撞、冲击。传统,在某种条件下成为一种包袱。从鸦片战争开始,乃至于现在,中西方文化的碰撞冲击都很明显。如何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如何处理本国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在这一点上,日本处理得相当成功。
日本历史上就能很好地处理本国文化同西方文化的关系。对于西方文化的引进不仅在时间上比中国早100多年,而且是基于自觉[31]。16世纪中叶,西方人首次登上日本列岛,传教士传入了西方文化。同中国不同的是,传教士在日本创办了西式的教育机构,并为日本培养了大批人才。战国时代,作为本土文化的安土桃山文化和作为外来文化的南蛮文化在这一时期的平行和交叉发展以及日后的延伸,构成了在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两极对立和融合中不断发展的日本文化的真正的起点[32]。西学东渐,作为日本西学先驱的南蛮文化,逐渐渗人到日本文化的各个领域。至江户时代,享保改革使政治、经济、文化获得全面发展,推动日本进人了“近世社会的转换”时期。在这一时期日本同荷兰的交往过程中兴起了一门新的学问——兰学。兰学是出现于江户中期,以荷兰人为桥梁,以西方学术和西方文化为研究对象的一种文化现象。兰学从医学领域开始,后推广到天文、力学等领域,带来了日本近代文化、学术的繁荣,成为日本文明开化、实用科学思想的原动力。兰学者成为这一时期日本国内的西学群体,对传播西学起了重要作用。在兰学者的传播下,兰学进人全盛时期,逐渐与儒学、国学并驾齐驱,文化领域呈现繁荣状态。
西方文化为何在日本并存,与岛国民族的危机意识有关系,也与民族的文化观念有关。他们对外来文化并不是拒绝排斥,而是积极地从先进文化中寻求新的知识。日本的文化是一种无核文化,对文化的学习讲求实际,任何文化只要于本国有利皆可学习,并在学习过程中主动地对外来文化进行选择、消化,通过与本国传统文化的交汇融合将其转化为本民族文化。通过这种方式顺利实现对西方文化的学习,也保留了民族文化。在世界历史上,很难在什么地方找到另一个自主的民族如此成功地有计划地汲取外国文化[33]。可以说,日本传统文化在吸收融合外来先进体制文化方面有着积极性和主动性[34]。在文化上,他们不存在历史悠久的包袱,也不存在观念或体制的限制。正是这种先天优势,使得民众积极、主动地学习世界上先进的文化。从唐开始至鸦片战争前,一直学习中国。鸦片战争中国的失败,在惊讶大国的奔溃后,他们迅速转换视角,求知识于海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