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进度充满激进浪漫主义色彩，制度选择上信奉“制度决定论”“制度万能论”的错误信条

前面提到，近代民族主义属于“应激——自卫”型民族主义，这样的民族主义具有刚愤、亢奋、躁动、盲目等负面特征。这样的民族主义是非常极端化的，在这样的极端化民族主义情绪的指导下，近代改革人士总是迫于民族救亡焦虑感的迫切性而在改革中崇尚“政治激进主义”。他们片面强调新体制与旧制度的决然对立，要与“朽木粪墙”的旧制度彻底决裂，而没有看到改革必须是在保持传统联系性的基础上植入可现代化因素，实现新旧的交替、演化和变迁，是渐进变迁思维而绝非“大破大立”的革命思维。此外，他们在改革的进程上片面强调“快变、全变、大变”的“大刀阔斧”的浪漫激进主义，所以总是导致改革措施匆匆忙忙上马，又冷冷清清以失败告终。他们没有看到改革是一个长期缓慢的过程，而一味“冒进、跃进、盲进”，用“尚武精神”“冒险精神”的革命思想去指导改革。同时在制度的选择上，面对一种西来的体制，不假思索地认为它“万能”，是决定性的因素，并要求用行政力量马上实施这一体制，而忽略了一种制度是长期文化经济等匹配因素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结果，而绝非认为的机械搬挪和提前预设。结果是“无土栽培”夭折，“拔苗助长”苗亡，“一步登天”摔碎。

改革的缓进性和长期性要求循序渐进，而不是用革命的思维一味求快，进行“搅得周天寒彻”的破坏和“日月换新天”的新建。梁启超后期放弃“制度决定论”激进浪漫思维，转向“君主立宪”应该缓行，是理性的转化，表面的倒退和保守其实是实质的进步和理性。他不是对君主立宪的背叛，恰恰是为了君主立宪能够稳步踏上前进的路途，才进行转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