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宗托孤与成功应对信任危机

《新唐书·李勣传》卷三十九中写道：“勣既忠力，帝谓可托大事。”然而笔者同意陕西师范大学牛致功先生在《〈李勣墓志铭〉的有关问题》中的观点：玄武门政变之后，在唐太宗眼里李勣是可用之臣但绝非可信之臣。但凡从政之人，必会有多疑的心理倾向，纵使是李世民这样的千古难得的明君也不例外。在李世民的用人天平上“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在玄武门之变动荡中，李勣坐观风云骤变，这必然要引起李世民心中的不满。李世民篡位而上，自然心不坦荡，他需要树立自己的威信来驱逐不光彩，所以需要获得更多的嫡系死党的支持，李勣没有像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等人参与谋划，没有像秦叔宝、尉迟敬德、侯君集等人披甲上阵，自然不会赢得类似的信任，在李世民心中，他可以被倚为“长城”，但绝非那个所谓的“纯臣”。因此，李世民在晚年安排身后之事时，对李勣也极为不放心。

贞观十七年（643），李治成为皇太子，改任李勣为太子詹事兼左卫率，加位特进中书门下三品。唐太宗对李勣反复叮咛试探。唐太宗对他说：“我儿刚刚成为皇太子，您过去是长史，现将东宫事物托付给你，所以有这样的任命。虽然屈降你的品阶资格，但不要怪罪。”^[18]唐太宗又曾宴请李勣，对他说：“我要托付幼孤，考虑再三没有能代替你的人了。你以前不遗弃李密，现在又怎么能辜负我呢？”^[19]李勣却流涕痛哭向皇帝表达心意，竟然将手指头咬破出血。在李勣的答谢方式里仿佛惟有见血才能表达自己的心意。之后，又因一事叩头见血。唐太宗对李勣不仅加以言语上的试探，后来甚至在生死线上对李勣加以考验。贞观二十三年（649）四月，太宗临终前，对太子李治说：“李勣智有余，然汝与之无恩，恐不能怀服。我今黜出，若其即行，俟我死，汝后用为仆射，亲任之；若徘徊顾望，当杀之耳。”^[20]李勣在政坛摸爬滚打多年，早已造诣非凡，他深谙唐太宗的心思，等到诏令一下，他没有作丝毫停留，家也不回地一股脑儿跑到叠州（甘肃迭部），在生死线上挽回了自己的一条老命。李勣对于仕途的沉浮，没有表现出如何怨言，即使是远离皇都，他也是快马加鞭。“徘徊顾望”或许是李世民对李勣一贯作风的认识。李勣之所以能作出如此之快的反应，是因为他对自己的命运早有预测。魏徵死后李世民的疑心渐重，尤其忌惮出身庶族的官员。先前，刘洎因“谋执朝衡，自处伊、霍”的罪名被赐死。贞观十九年，岑文本在忧心忡忡中病死。随后，崔仁师被流放。贞观二十年，李世民又以谋反的罪名杀了宰相张亮。二十二年，贞观重臣马周病死。通过贞观二十年前后去世的这些官员，可以发现，除岑文本、刘洎来自江陵外，其他人均源出山东，而非日益得势的关陇军功贵族。此时，来自山东并且有影响力的官员几乎所剩无几。这必将会给同样来自山东的李勣造成重大影响，刘洎、张亮的死于非命也定会让他噤若寒蝉，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李勣对于自己悬于一线的命运早有预感，对未来的危机也早有准备。胡三省在为《通鉴》作注时曾一语道破君臣间的天机：“史言太宗以机数御李世勣，世勣亦以机心事君。”^[21]范祖禹曾对此事有自己的看法：“夫欲夺其心而折之以威，欲得其力而怀之以恩，此乃汉祖所以驭黥，澎之徒狙诈之术也，五伯之所不为也，岂尧舜亲贤之道乎！苟以是心而待其臣，则利禄之士可得而使也，贤者不可得而致也。”^[22]

况且，在立储的问题上李勣没有像长孙无忌那样明显表态，而是依然表现出“徘徊顾望”的态度，当然不会逃过李世民的猜忌，而且，早在李治做晋王时就曾遥领并州，而李勣恰为并州长史，李勣不支持李治让任何人都很难理解。但是不得不说李勣很聪明也很狡猾，他成功地应对了立储风波和唐太宗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