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鸡”考
吕 博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05级）
中国古代行刑有特定的时间特定的礼仪，如同“秋后问斩”。国家大赦也有自己特定的时间，凡皇帝登基，改元，遇到祥瑞，封建王朝为了彰显自己的恩德往往大赦天下。唐宋时，诗词中提及有关大赦的内容时屡屡提及“金鸡”这样一个意象，如李白诗《秦女休行》云：“金鸡忽放赦，大辟得宽赊。”杨巨源诗《元日含元殿下立仗丹凤楼门下宣赦相公称贺二首》“丹凤楼前歌九奏，金鸡竿下鼓千声。”沈佺期诗《赦到不得归题江上石》“忽闻铜柱使，走马报金鸡。”皮日休诗《奉和鲁望徐方平后闻赦次韵》中“金鸡烟外上临轩，紫诰新垂作解恩。”黄庭坚《梦李白诵竹枝问三叠》“杜鹃无血可续泪，何日金鸡赦九州。”皮杨沈三人均是诗题中含“赦”字，诗句中含“金鸡”，前后照应。在诗句中，金鸡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意象，向人们传递着一种喜悦的信息。《封氏闻见记》载：“武帝即位，大赦天下，其日设金鸡。宋孝王不识其义，问于光禄大夫司马膺之曰：‘赦建金鸡，其义何也？’答曰：‘按《海中星占》‘天鸡星动，必当其赦。’由是王以鸡为候。”[1]《隋书·刑法志》又给出这样的解释：“究其旨盖西方主兑，兑为泽，鸡者巽神。巽主号令，故合二物置其形于长竿，使众者睹之。”可见，金鸡大赦与星相变动有关，总之逃不出天人感应的范畴[2]。金鸡问题十分复杂，与古人的信仰、风俗及天文历法、阴阳五行似乎都有关系，此风俗有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至唐宋已形成了习惯，有固定的程式。葛承雍先生曾撰文《唐代金鸡风俗考》[3]，此文对唐代的金鸡风俗论述较为详细，但未将“金鸡”作为一项前后传承的文物制度来考察，陈寅恪先生认为：“隋唐制度虽极为广博复杂，然究其因素，不出三源，一曰（北）魏、（北）齐，二曰梁、陈，三曰（西）魏、周。”[4]隋唐文物制度多源于山东，江左地区，“金鸡风俗”也不例外，而且它是一项国家典礼。再者，宋代传承了这项制度葛先生未对宋代传承的金鸡风俗，做一个较为详细的论述。笔者循此渊源，试图以诗史互证的方法考察一下金鸡的起源、流传情况，以求教于大方之家。
据前人高承《事物纪原》考证，用“金鸡”表示“放赦”，“不知起于何代”，但可以确定的是，金鸡作为赦宥象征大约起源于南北朝时期。时间再上溯，文献中有“金鸡”二字，却不代表赦宥。“金鸡，魏晋以前无闻焉。或云始自后魏，亦云起自吕光。《隋书·百官志》云：‘北齐尚书省有三公曹，赦则掌建金鸡。’”[5]而《宋史》志第一百一仪卫六“金鸡事，六朝已有之，或谓起于西京。”根据相关文献记录，只能推出其大概起源的年代。
最早，《魏书》中描写“乘舆辇辂”的纹饰时曾有“金鸡树羽，蛟龙游苏”的式样，但从魏书的记载来看，金鸡同蛟龙一样只是一种祥瑞符号，和赦宥没有任何关系。而在北齐则可以确定建金鸡而宣赦已经成为一项文物制度。《通典·刑法典》载：“北齐，赦日，武库令设金鸡及鼓于阊阖门外之右。勒集囚徒于阙前，挝鼓千声，脱枷锁，遣之。”宣赦的仪式结束后，老百姓也乐在其中：垂髫小儿抢着爬上木竿，争夺鸡首，争得者政府以相应的钱币购买，或者把绛幡奖还。唐人甚至认为佩戴金鸡下的土会比较吉利，为了沾沾“喜气”，竟然有“万人竞就金鸡柱下少取土”的盛状，几天之后就挖成一个大坑，政府官员也不能禁止这种行为[6]。
在《北史》中也有一例可以佐证，孝琬是文襄王嫡子，骄矜自负。按理说言天下大教本是皇帝当仁不让的特权，孝琬却冒天下之大不韪僭越皇帝的权力，根据当时的谶语“河南种谷河北生，白杨树头金鸡鸣。”有人对他说：“河南、河北，就是河间。”言下之意，就是说孝琬当为天子，孝琬建金鸡而肆赦，以致于后来因谋反的罪名被杀[7]。
这项制度隋唐因袭，而且其仪式、程序，诗史中记载愈详。“太宗又制在京见禁囚，刑部每月一奏……其有赦之日，武库令设金鸡及鼓于宫城门外之右，勒集囚徒于建金鸡而宣赦一般阙前，挝鼓千声讫，宣诏而释之。其赦书颁诸州，用绢写行下。”而地方上的犯人则以颁布在天子脚下，京都之地，只是象征性的当场释放一些犯人，赦书的形式宣布所谓的“金鸡消息”，另有一套程序[8]。在此时，竿上金鸡往往又被赋予娱乐性质，在严肃的国家典礼中添入温和的氛围。《通典》所载开元礼中有《宣赦书》说：在宣赦的时候，文武官员在顺天门外就列，文官在东面，武官在西面。设中书令在群官的西北，刑部侍郎率领他的部下，将金鸡陈于西朝堂的东方，金鸡下设一大鼓，各个官员各司其职，就列典礼现场[9]。诗《大礼毕皇帝御丹凤楼门改元建中大赦》云：“灵鸡鼓舞承天赦，高翔百尺垂朱幡”[10]，恰如诗中描写，《旧唐书·百官志》就金鸡的材料、大小、形制、及配套设施做了描述，在大赦的那一天，树立金鸡于仪仗的南方，竿长七丈，鸡高四尺，用黄金装饰鸡头，嘴重衔七尺红色长布，承以彩盘，维以绛绳。金鸡独立，高高在上，旨在说明即将举行大赦的典礼。
文献中多有有关金鸡的记载：
肃宗至德二年（757），李白因追随永王李璘获罪，在流放夜郎的途中，李白极盼获得赦免，曾作诗《流夜郎赠辛判官》，表达自己极度渴望自由的心情，其中有两句：“我愁远谪夜郎去，何日金鸡放赦回。”等到行至巫山的时候，李白果然遇赦获释。
武则天登上政治舞台后，金鸡的竖立，往往象征着最高权力的转换。嗣圣元年（684）“中宗即位，金鸡竿折。树金鸡所以肆赦，始发大号而金鸡竿折，不详。”[11]中宗践位二年而废，“金鸡竿折”事实上在暗示中宗权力的夭折。而到了垂拱四年（688）武则天加号“天册金轮圣神皇帝”，达到了权力的顶峰，遂封禅嵩山，因封坛南有大槲，于是在赦日“置鸡其杪”，赐号“金鸡树”[12]。
玄宗时有个叫黄幡绰的人颇“知音”，玄宗曾召他入殿，可是他“不时至”。玄宗很生气，“络绎遣使寻捕之”，黄幡绰到了殿侧，“闻上理鼓，固止谒者，不令报。”过了不久，玄宗又问侍官：“奴来未？”黄幡绰又阻止上侍官传令。一曲奏罢，复改曲，才三数十声，绰即走入。玄宗问他：“何处来？”黄幡绰答到：“有亲故远适，送至城外。”鼓毕，玄宗说：“以前谁稍微迟到，我就会充满怒意。刚才想到你已经工作了五十多天，一日外出，不能不允许你出去。”黄幡绰刚刚拜谢完，宦官们就有“相偶语笑者。”玄宗又问黄幡绰，他照实回答：“上方怒，其解怒之际，皆无少差误。”玄宗感到奇怪，厉声问道：“我心脾骨下事，安有侍官奴听小鼓能料之耶？今且谓我如何？”黄幡绰走下台阶，面北鞠躬说：“奉敕监（竖）金鸡。”（即宽赦我之意）[13]。
金鸡赦礼也有因强权破坏的时候。唐敬宗时，鄂（户）县县令崔发因为有人殴击百姓，一怒之下逮捕了殴人者，由于当时天色已晚，崔发没有认出伤人者是谁，过了好久，才知道自己逮捕了一个宦官。唐敬宗对此事十分愤怒，竟然将崔发治罪。这一天，恰逢宝历元年改元大赦，将要被释放的囚犯都呆在金鸡竿下，崔发也在其中。可是，突然来了五十多个宦官“持仗殴发，纵横乱击”。崔发“破面折齿”，主持放赦礼的官员用席子庇护，他才幸免于难。这一天，其他囚犯都被释放，唯独崔发没有得到赦免。李渤上书为崔发鸣不平，敬宗却说他结党营私，庇护崔发，又将李渤贬为桂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桂管都防御观察使。宦官敢在国家赦宥的典礼上，明目张胆地殴打金鸡竿下的犯人以泄私恨，可见唐末宦官飞扬跋扈到了何种地步[14]！
据有关学者研究，在唐代，大赦仪式举行的地点是不一致的，武则天时经常在则天门举行放赦仪式，而在德宗时赦宥仪式经常在丹凤楼举行[15]。例如，大历十四年（779）六月一日，德宗于丹凤楼大赦，贞元四年（788）春又于丹凤楼大赦，而上文所举杨巨源《元日含元殿下立仗丹凤楼门下宣赦相公称贺二首》、李益《大礼毕皇帝御丹凤楼门改元建中大赦》二诗题目都表明了此项典礼举行的地点——丹凤楼，并且杨巨源和李益都在德宗一朝为官，二人的诗也恰好证明德宗时举行这项典礼的地点。
五代十国藩镇割据，自成独立王国，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天福七年（942）向契丹称臣的石敬瑭忧郁而死，其侄石重贵继位，在向契丹告知敬瑭死讯时，用对等的书式，称孙不称臣，契丹主于是驱兵南下。晋军士兵英勇作战，于开运元年（944）和二年两次击退契丹军，为庆祝胜利，石重贵大赦天下，并作《征契丹还大赦文》：“於戲！雁碛方秋，稍息烟尘之患；鸡竿肆赦，是覃雷雨之恩。……仍遣赦書日行五百里……”[16]李克用在《幸洛京诏》夸述其功业时写道：“爰新凤历，寻揭鸡竿，显造丕图，倍惭凉德。”[17]五代词人和凝“紫燎光销大驾归，御楼初见赭黄衣。千声鼓定将宣赦，竿上金鸡翅欲飞。……瑞气祥烟笼细仗，合门宣赦四方知。”[18]五代末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宋太祖建隆二年（961），李煜“袭伪位于金陵”，登楼建金鸡以肆赦。太祖“闻之大怒，因问其进奏使陆昭符”，陆昭符辩解道：“李煜没有用金鸡，只是用了一只怪鸟罢了！”太祖大笑，因而不问[19]。
在宋代，这项制度仍然传承，有罪在身的人们时刻期盼着金鸡消息，以获得人身自由。宋江有《念奴娇》词：
“天南地北。问乾坤何处，可容狂客。借得山东烟水寨，来买凤城春色。翠袖围香，鲛绡笼玉，一笑千金值。神仙体态，薄幸如何销得。回想芦叶滩头，蓼花汀畔，皓月空凝碧。六六雁行连八九，只待金鸡消息。义胆包天，忠肝盖地，四海无人识。闲愁万种，醉乡一夜头白。”[20]
宋江在水泊梁山仍然期待着金鸡消息。宋代每逢赦日，首都东京在街道中立有“盖天旗”，意味着“君德天临无不盖”之意，宣德楼前竖起十几丈高的竿子，其余设施和唐代相仿，只是金鸡口中衔着的红幡，加上了“皇帝万岁”四个大字。《宋史·仪卫志》载：“鸡竿，附竿为鸡形，金饰，首衔绛幡，承以彩盘，维以绛索，揭以长竿。募卫士先登，争得鸡者，官给以缬袄子；或取绛幡而已。大礼毕，丽正门肆赦则设之。其义则鸡为巽神，巽主号令，故宣号令则象之。阳用事则鸡鸣，故布宣阳泽则象之。一曰‘天鸡星动为有赦’，故王者以天鸡为度。金鸡事，六朝已有之，或谓起于西京。南渡后，则自绍兴十三年始也。”（志第一百一）。这段史料不仅可以看作是对金鸡这种制度的一个总结，而且明确说明了南宋在何时开始实行这项制度。
“自绍兴十三年始也。”南宋临安金鸡放赦的仪式依然盛行。南宋吴自牧所作《梦粱录》中有《明礼成登门放赦》篇：
宰执百官立班于丽正楼下，驾兴，宫架乐作，上升楼。而“扇盖初临楼槛外，卷帘敞坐正临轩，要令祭泽该方国，先示尧民肆罪恩。”丈竿尖直，上有盘，立金鸡，衔红幡，上书“皇帝万岁”，盘底以红彩索悬于四角，令四红巾百戏人争先沿索而上，先得者执金鸡嵩呼谢恩。前辈有诗曰：“立起青云百尺盘，文身骁勇上鸡竿。嵩呼争得金幡下，万姓均欢仰面看。”御楼上以红锦索引金凤衔赦文放下，至宣赦台前，通事舍人接赦宣读，大理寺帅，漕两司等处，以见禁杖罪之囚，衣褐衣，荷花枷，以狱卒簪花跪伏门下，传旨释放。“汤网蠲除不任刑，圣心仁恕给民生，传宣脱去花枷后，万岁声连快活声。”楼上帘已垂，伞扇已上，上回内，伶人乐大震，迎驾入内。“赦颁郡急翻行，迎拜宣传广圣仁。四海一家沾大霈，尽令黎庶庆维新。”[21]
周密所撰的《武林旧事》，对宋朝在临安的举行的放赦仪式均有详细的描述，南宋的金鸡放赦，要在皇家举行“庆寿册宝”的典礼时进行，皇帝从宫中起驾，伶人乐工之流作为先遣，皇帝随后到“丽正门御楼上”。一切像上朝时的礼制，鸣鞭、奏曲、帘卷扇开、撞钟、出黄伞、大臣叩拜，按部就列。与唐代金鸡下仅置一鼓相比，宋代的仪仗就要复杂的多，青龙白虎旗各一、信旗二、六扇二、方圆罩二、旌四、剑二、将军二、僧众居左、道众居右、玉辂居中、太常宫架乐、宣赦台、招拜红旗、击鼓、三院罪囚狱级居左、御马六匹居右、宣制位居中、横门、快行、承旨、三省官已下。等到皇帝坐定，一声“有赦，立金鸡于门下”，抢夺金鸡的活动便开始；其场面正如杨万里诗云：“猛士缘竿亦壮哉，蹈空舞阔四裴回。一声白雨催花鼓，十二竿头总下来。”
“木兔与金鸡，刑德临门有偶奇”[22]，能重新获得自由之身，对任何人都是幸运的。宋代地方诸州为及时传递“金鸡消息”，专门设立传递者，消息先到达太平州、万州、寿春州，其目的是取其“太平力寿”之意。一时间，传递消息的使者，身着黄旗，腰系铜铃，依次俱发，有时竟然“铃声满道，现者塞路。”
“金鸡放赦”的制度是中国中古史上特有的法律和礼制形式，它起于古人的信仰，从天上的“天鸡星”，演化为木杆上的“金鸡”，但它并不高高在上，最终与普通百姓的娱乐生活紧密联系。在文人墨客的笔下，它成了“放赦”的代名词，无论是达官贵人，还是普通百姓都期待着“金鸡消息”，期待着从身上解去厚重的枷锁……
【注释】
[1]《封氏闻见记》，中华书局，2005年11月。下文引此书同，第29—30页。
[2]《太上黄策斋仪》。
[3]葛承雍先生曾撰写《唐代金鸡风俗》（《历史月刊》，台湾，1993年11月）一文，文中对唐代的金鸡风俗有比较详细的考证，后学多有参考，恕不一一列举。同时，葛先生在文末对丰富多彩的有关鸡的风俗信仰，也多有介绍。但是葛文对金鸡赦礼举行的地点、金鸡的位置、序列以及程式考证尚不确切具体，对唐之后五代、宋代金鸡流传状况没有涉及，对唐宋诗词中的史料却多有忽略。
[4]《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第1页。
[5]据《封氏闻见记》。
[6]《封氏闻见记》。
[7]《北史》卷五十二，列传第四十，齐宗室诸王下，河间王孝琬，第1878页，中华书局，1974年，《北齐书》记载略同。
[8]《旧唐书·刑法志》卷五十，志第三十。
[9]《通城》卷一百三十，礼典，礼九十，《开元礼纂类》，中华书局，1988年12月，第3346—3347页。
[10]《全唐诗》卷二八二，李益。
[11]《新唐书·五行志》卷三四，志第二十四，中华书局，1972年2月，第883页。
[12]《新唐书·后妃列传》卷六七，中华书局，1972年2月第1版，第3483页。
[13]《太平广记》卷二○五，引自《羯鼓录》。清代钱熙祚据宋代各书引文综合校订，认为“监”当作“竖”，见《守山阁丛书》本。辽宁教育出版社所出《羯鼓录》点校本即以此本为底本。
[14]《旧唐书·李渤传》卷一七一，列传第121，中华书局，第4441—4442页。《新唐书》记此事略同。
[15]参考魏斌《唐代赦书内容的扩展与大赦职能的变化》，《历史研究》2006年第4期，第32页。
[16]《全唐文》卷一一九，晋少帝二，《征契丹还大赦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12月第1版，第530—531页。
[17]《全唐文》卷一○三，后唐太祖一，《幸洛京诏》，上海古籍出版社，第462—463页。
[18]《全唐诗》卷七三五。
[19]《五代故事》卷上。
[20]《全宋词》卷一一一，宋江。据有关学者考证，此诗确实为宋江所作。
[21]《梦梁录》，吴自牧，三秦出版社，2005年5月，第75页。
[22]《全宋词中》卷三七五，萧廷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