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以夷制夷
联某国以制某国，即所谓“以夷制夷”，这在晚清时期并非李鸿章一人的主张，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主张对西方各国商人区别对待，凡愿出具不私贩鸦片甘结者，允许进行正常往来，以孤立首恶英国，这样，“似可以夷制夷使其间相矛睽，以新彼此之心，各输忱而向内”[37]。魏源也认为，中国应实行“调夷之仇国以攻夷”[38]的策略。他们将这种古老策略加以引申，赋予他新的内容，利用侵略者的矛盾，以削弱他们的势力，维护民族独立。然而，他们的这一策略思想和一切反抗侵略的主张，都被当时清政府的错误政策和举措所淹没，未能付诸实践。而李鸿章在同、光年间根据资本主义政治和竞争这一复杂的国际形势，充分发挥了这一思想。他深知外交需要以实力作为后盾，而中国缺乏这种实力。在强敌如林情况下，要想在国际大家庭中争得一席平等地位，就得制定一种有效的策略，为此，他竭力想借助传统的合纵连横之术，并结合西方的均势理论，利用各国矛盾，甚至通过结盟一强国的办法，来达到“以夷制夷”的目的。
李鸿章“以夷制夷”的外交策略思想和行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曰，“与其听一国久踞，莫若令各国均沾”。
1874年日军犯台时，英国公使建议，“诚使台土通商，不特日本不敢垂涎，即他国讵能希冀”。显然，这个建议并非助中国维护台湾主权，而是为他们能染指台湾开方便之门。李鸿章觉得此法正中下怀，建议采纳，认为“能就通商一层议结，洵是上乘文字。好在台湾东海外偏隅，与其听一国久踞，莫若令各国均沾”[39]。试图引入各列强，听凭他们逐鹿台湾，以制日本。
同时，李鸿章也建议朝鲜李氏王朝采取“以夷制夷”的策略。从70年代开始，日本就把侵略触角伸向朝鲜半岛，逼使朝鲜李朝与它签订不平等条约，锋芒颇健，图谋深远。李鸿章采取绥靖政策，1879年致书其前太师李元裕，劝他说：“贵国既不得已而与日本立约，通商之事已开其端，各国必将从而生心，日本转若视为奇货。为今之计，似宜用以毒攻毒、以敌制敌之策，乘机决策与泰西各国立约，以牵制日本。”因为“以朝鲜之力制日本，或虞不足，以统与泰西制日本，则绰乎有余”[40]。总理衙门也上奏清政府，认为“各国既欲与朝鲜通商，倘籍此通好修约，庶几可以息事，俾无以外之虞”[41]。李鸿章就令马建忠代拟朝鲜同各国通商的约稿，又首选与美订约，试图以此树立良好的先例。对此，李鸿章自以为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美意良法，然而事与愿违，此举不仅未能遏制日本，反为列强敞开了朝鲜大门，使朝鲜的局势更复杂化了。
80年代初，法国进窥越南，李鸿章又重施故伎，以“如越为法并，亦于英土不利，何不商之外部，派使与越南议立通商条约，以牵制法人，勿使进步”[42]，去说服英驻华公使威妥玛。后又以为“或以准德国由红河通商云南谄之，德为法所畏忌，似用间之一法”[43]，指使驻德公使李凤苞争取德相俾斯麦同意。英、德均不愿上钩，李鸿章的愿望成为泡影。
二曰，依靠外国调停。
当侵略者以武力威胁，或以战争相加时，李鸿章在“和戎”策略的指导下，把希望寄托在列强调停干预以求化解上。这是他“以夷制夷”策略的又一表现。中法战争开战前，他在谈判桌上同法国人周旋，以寻求和解。同时，通过外交途径，请求英、德、美诸国出面调停。这些强国都从自己的利害得失考虑，采取了袖手旁观的态度。甲午中日战争已战云密布而不可避免时，他更把主要注意力放在请求英、俄出面阻止日本甚至出兵干预上。结果他们或暗中支持日本，或只想静观事态发展，伺机取利。反致延误了自己，助长了日本的气焰。
三曰，“联俄制日”。
19世纪70、80年代，日俄加紧了对朝鲜的争夺。日本自明治维新后，逐渐走上了以朝鲜为跳板侵略中国的道路，与此同时，侵略成性的强邻俄国，正图谋在远东觅一处不冻港，做出了修筑西伯利亚铁路的决策，对具有战略意义的朝鲜势在必争。朝鲜与中国唇齿相依，并有传统宗藩关系。朝鲜有失，则不仅满族发祥地东北屏障尽失，且京师将可能受到来自陆海两路的夹击，不能不引起清政府的高度关注，两强相遇，加以朝鲜李朝腐败无能和内部权利之争，使李鸿章感到“朝鲜之事，最难处置”[44]。他除了促使朝鲜向各国开放外，更想在日俄之间用间，使他们互相牵制，以确保朝鲜，维护东北边境的安宁。
对于日本，李鸿章虽预感将“永为中国之患”，但也望能与之友好相处。当1870年日本遣使来华议约时，他从“笼络之或为我用，拒绝之则必为我仇”[45]的思考出发，与之签订了《中日友好条规》，且特意将《中美天津条约》中，“若他国偶有不公及蔑视之事，一经照知，必将彼此相助或从中善为调处”的条款移植到该条规中。他以为我对日“推诚相待，纵不能倚作外援，亦可以稍事联络”[46]。1885年，日派伊藤博文来华修约，虽未如愿，但李鸿章却主动提出，今后只要事先知照，两国均可出兵干涉朝鲜事务，并就此订立了三项条款，他企图用羁縻之策作为“以杜其吞并（朝鲜）之计”，同时；也含有防止“俄邻有侵夺（朝鲜）土地之事”[47]的用意。而实际上却为日本侵朝敞开了大门。甲午战后有人指出他“原欲以此钳制日本，不意转为日本所钳制”[48]。
对于俄国，李鸿章也有提防之心。他感到，俄为东方患，较法尤甚。80年代中期，李更觉得“俄势日逼，鸿章不得不（对朝鲜）阴助之，以伐敌谋，而坚朝志”[49]，遂建议清政府调劲旅移驻东北边门，以备不虞。与此同时，他又力引俄国为奥援，于1886年在与俄署使拉德仁的会谈中，建议同俄国立定密约，保证双方不侵占朝鲜土地，并答应催促英国退出巨文岛。因俄不愿意承认朝为中国属邦，双方只达成了三项口头协议。李鸿章以为，“俄既与我约明，日必缩手”[50]。
李鸿章显然是想通过1885年和1886年分别与日俄订立有关朝鲜问题的协议，建立一个三方互为牵制以维持朝鲜现状的外交格局。然而，他对日俄并非等距离，而是在心理上对日本戒备远甚于对俄，并早有联俄制日的念头。1880年，中俄签还伊犁谈判还在进行，日本吞并琉球之案也尚未议结，李鸿章在一份奏折中，就对如何处理日本和俄国的关系作了权衡。他说：“俄事之能了结与否，实关全局。俄事了，则日本与各国皆戢其戎心；俄事未了，则日本与各国将萌其诡计。与其多让于倭，而倭不能助我以拒俄，则我既失之于俄，而又将失之于倭，何如稍让于俄，而我因得借俄以慑倭。夫俄与日本强弱之势相去百倍，若论理之曲直，则日本之侮我为尤甚矣。”[51]这一抉择的做出，如他所言，是出于两害取其轻，两国取其强的思想，而在这二个依据中，后者更为他所重。李鸿章的“联俄制日”却未能如愿以偿，甲午战后，为感谢俄国发起的“三国干涉还辽”事件，更使他对俄国政府的“诚意”深信不疑。于是，由前期的联英策略转变为一意联俄，并最终根据清廷的旨意，与俄订立了中俄密约，即以日本为对象，承认俄国西伯利亚铁路可以横贯中国东三省北路，直达海参威。“联俄制日”为李鸿章晚年推行“以夷制夷”策略的最高目标，他原以为因此找到了一真心助我又足以抑制日本侵略野心的强大“盟友”，在离俄回国途中，对自己“联络西洋，牵制东洋”的成果沾沾自喜，不无得意的向人夸口：“二十年无事，总可得也。”[52]然而《中俄密约》订立不到一年，俄德即相勾结，俄皇以胶州面许德皇，德占胶澳而俄侵旅大。面对这残酷现实，李鸿章始悟到受骗上当，“俄之千涉还辽，原为俄而非为中国也。”[53]有联有拒外交尝试遂告失败。但此时悔悟为时已晚矣。相反却将他和当时的中国一起拖入更为困苦的境地，结果是“前门未能驱狼，后门已进虎”。所以当时的外交家兼诗人黄遵宪批评他说：“老来失计亲豺虎，却道支持二十年”[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