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邑无宰相位”：军政的分离
蒋琬病重迁涪后，费祎接替蒋任大将军录尚书事，成为蜀汉的新任领导者。费祎的执政理念基本上延续了蒋琬的思路，对伐魏之事进一步地收缩，姜维屡次请兵大战，费祎都裁制不从，所给兵力不过万人[36]，费祎又曾对姜维言道：
吾等不如丞相亦已远矣，丞相尤不能定中夏，况吾等乎！且不如保国治民，敬守社稷，如其功业，以俟能者，无以为希冀侥幸而决成败于一举。若不如志，悔之无及[37]。
可见费祎也是注重安抚国内，稳定局势，并不急于北伐。
延熙九年（246），蒋琬病逝于涪县，不久侍中董允亦卒，由陈祗接任为侍中[38]。裴松之注引《魏略》曰：“琬卒，禅乃自摄国事。”[39]何焯认为自此“蜀内外之政始坏”[40]这里所说的“自摄国事”，准确地说应该是刘禅摆脱了由诸葛亮及其继任者的约束，任命其亲信的部属，建立依托于他的官僚队伍，这一时期以陈祗、黄皓为代表的后主亲信越来越多地参与到朝政中来。该势力逐渐抬头，开始与诸葛亮的后继者进行角逐，并对以费祎、姜维为首的军事首脑产生牵制作用，导致蜀汉的军事领导者难以在成都政治核心立足。
此外，费祎在中央也遇到更多的挑战。延熙九年（246）六月，费祎从汉中返回成都，秋，国内行大赦，司农孟光就此指责费祎，认为此乃“偏枯之物”，“上犯天时，下违人理”[41]。行大赦之事在蜀汉并不少见，之前已有过几次大赦，但都是在新帝登基、改元、立后等有重大事务时进行的，只有建兴十二年杨仪诛魏延还成都后的大赦是个例外，应该是为了平息国内舆论而实施的[42]；延熙九年的这次略显突兀的大赦确实没有什么重大事件作为缘起，孟光的反对是有道理的，为什么会针对费祎呢？祎作为代理大将军并录尚书事，是实际上的一把手，此次大赦可能乃费祎所主导，如果是这样，那么为何要进行大赦呢？联系之前建兴十二年那次大赦，这次大赦很可能也是为了缓和某些舆论压力或者政治矛盾，说明当时国内局势不容乐观，可能对于费的怀疑与抵制有甚于蒋琬之初，故费祎欲以大赦之恩树立自己的形象，笼络支持者。孟光在朝中颇以指摘闻名，故“执政重臣，心不能悦”，这里的“执政重臣”，自然就是指蒋琬、费祎等人。对此费祎仅“踧踖而已”、无可奈何、难以应对，说明费祎缺乏蒋琬对朝内各方的协调能力，而此时具有良好调和能力的蒋琬已病重不能发挥作用。或者说当时朝中与蒋、费对立的力量已经愈发强大，即使是蒋琬也难以招架，那么今后费祎所受到的阻碍也就可想而知了。
董允死后迅速上位的陈祗，最早是由费祎所拔擢作为董允的继任者[43]，但后来却成为后主的心腹，并与宦官黄皓勾结，变成费祎、姜维的对立面。笔者认为费祎之所以要提拔陈祗，很可能是因为陈祗是汝南名士许靖兄长的外孙[44]，笼络陈祗是为了加强与东州士族的联系。费祎也是东州士出身，但此时他更多地代表刘备集团的利益，与东州旧属的联系不再紧密，或许他希望借此拉拢东州士族，这样既可以增强自身在朝中的势力，又能接替董允的位子继续维持“宫府一体”的局面。然而费祎的算盘落了空，陈祗成为侍中后倒向后主一边，与宦官黄皓“互相表里”，形成刘禅集团的主要力量，成为军府在朝内失势的掘墓人。这也说明此时蜀汉政治上的地域性已经不再是维系各派成员的关键，而是呈现出军府与中央、大将军与后主集团争夺权力的格局。
延熙十四年（251）夏，费祎由汉中还成都，史书记载：
成都望气者云都邑无宰相位，故冬（费祎）复北屯汉寿[45]。
由于史料的欠缺，我们很难还原当时费祎在成都时的细节，这句吊诡的谶语却值得注意，胡三省认为，“以祎之才识，乃复信望气者之说邪！”[46]故很少有人就这句话进行探讨。既然费祎不可能偏信这等邪说，那么他离开成都就是另有原因。联系当时的朝野境况，笔者推测这句话另有深意，单从字面上来解释，是说成都内没有宰相的位置，而在蜀汉担任过丞相一职的只有诸葛亮一人，亮死后此职罢，改以大将军为最高职务，其地位与丞相同。然而大将军还应享有开府特权方能体现其地位，费祎此时已是大将军，且已出屯数年，却仍未得开府治事。由此品味这句谶语似告诫费祎久留成都无益于获得更大权力，而更具说服力的原因则可能是费祎在成都深刻感觉到中央已不受他的控制，留在成都是无意义甚至是危险的。延熙九年蒋琬、董允病卒，陈祗代为侍中，其时倒还有以“为政清能”著称的尚书令吕乂秉持[47]，吕乂是否支持费祎，史书中无载[48]，但至少可以推测吕乂在任时成都中央局势还是呈现有利于军府的平稳局面。但延熙十四年（251）吕乂卒，陈祗兼任尚书令，此后祗“上承主旨，下接阉竖”[49]，使得中枢与军府这两个系统逐渐异调，不再有之前的协调配合了。故延熙十四年费祎返回成都，很有可能是由于朝中缺乏他所信任或支持他的人，不得不归都邑以亲自统筹内部事务以及遴选合适的内臣，但他发现此时的中央已不由他所掌握，与他同一阵营且能发挥显著作用的官员已经殆尽，而朝中正被后主所信赖的一批官僚把持，后主在董允死后则开始“自摄国事”，逐渐对以前管教他甚严的董允产生怨恨[50]，可能也催生出对诸葛亮及其继承者的不满；同时由于缺少了调控舆论与管控后主的助手，国内对于出军及北伐的抵触可能日渐高涨，以刘禅为幕后的势力开始反击，他们统一将矛头对准统兵的费祎。限于史料，这里只能猜测当时朝中的情况：可能有人（也许就有陈祗在内）指责他屯兵而无成、国内因长期征战疲惫不堪、他身为大将军难逃其咎，如此等等，甚至费祎感觉到有人想剥夺他的兵权[51]，而这些可能性都有利于刘禅集团蚕食费祎的权力。总之费祎很难继续在此稳住脚跟，如果逗留成都太久，也许他就会逐渐丧失对军队的控制权，作为诸葛亮遗志的继承者，如果费祎失去了兵权这一既有象征性又有实质性的权力，他将在后主的冷眼与朝臣的对立中失势。所以费祎选择紧握兵权，带兵屯驻汉寿，或许这带有拥兵自重的意味，但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带兵离开成都，至少借拥兵以自固，维持自己的地位。从此大将军基本退出了中朝核心，刘禅集团对于朝中事务的掌控逐渐稳固。“都邑无宰相位”这句话可能出自当时对政局颇具敏感度的人，甚至就是费祎本人为逃离险境所设的台阶。翌年（252）朝廷便命费祎开府[52]，表示对其权力的承认，说明刘禅更主要地在于夺取政治权力，而对于军事权力则显得力不从心，只能继续交由费祎掌控，宫府双方虽已破裂，但暂时达成了妥协。
但即使存在妥协，也可以明显感到这一时期蜀汉的军府领袖所受到的来自中央的压力更加明显剧烈，使其愈加地脱离了政治核心，不得不以紧抓军事权力来稳固自己的地位，大将军一职从事实上由中朝首脑、军政二者兼而统之的身份转变为纯粹的军事领导者，朝内的政治趋势已不再听由这样的军事领导人仲裁；国内及中央对北伐失去耐心，对军府越发不信任，军府感到压力越来越大。虽然军府并不是完全处于劣势，中央对于军权能发挥的作用相比军府依旧有限，在与魏对峙的情况下不得不继续依赖军府的作用，但与诸葛亮时期所规划的格局已成霄壤之别，军政由合作变为对立，形成一种各自为政的局面，费祎因“都邑无宰相位”而出屯汉寿标志着蜀汉军府与中央的正式分离。费祎死后姜维统军，这种分化对立更加严重，姜维逐渐偏离了过去的战略路线，随之影响了蜀汉的军事格局并间接造成了蜀汉的灭亡。
费祎屯于汉寿，也有可能希望重返政治中心，在找到合适机会后重新控制内朝政局以恢复军政的统一[53]，但在费祎屯于此地的第二年他就遇刺身亡，再也没有机会回到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