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倾国北伐”到“惟急是应”：军政统一的维系
蜀汉章武元年（221），刘备于成都称帝，立国号汉。次年出师伐吴，却大败于夷陵，退守永安，章武三年（223）殂于此[3]。刘备临终前托孤于诸葛亮、李严，将政、军二权分别托付于葛、李二人，以相互协作辅助刘禅[4]。然而事态的发展并不像刘备想象的那么简单。
建兴元年（223），刘禅即位，诸葛亮被任命为丞相，委以诸事，所谓“政由葛氏，祭则寡人”；亮亦以禅未闲于政，遂总内外[5]。同年即授亮开府治事之权，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6]。而原本被安排为军事主负责人的李严则被闲置，长居于永安，无法起到刘备许诺于他的辅政作用[7]，足见刘禅相对于李严更信任诸葛亮。同时，诸葛亮践行蜀汉立国根本，积蓄国力以资北伐。经过五年的平定内乱与休养生息，诸葛亮于建兴六年（228）亲自率军出祁山，屯于汉中，开始了数年的“倾国北伐以事强贼”[8]，从事实上掌握了军权，之后诸葛亮又将李严废黜，确定了他军政上不可撼动的地位。而诸葛亮在他数年屯驻汉中的时间里，成都的中央朝廷则基本上保持了较为稳定的局面，而这主要在于诸葛亮对朝中重要官员的安排。
建兴三年（225）春，诸葛亮南征平定西南地区，五年（227），率诸军北驻汉中，临行前诸葛亮向后主上著名的《出师表》，其中有一言曰：“宫中府中，俱为一体”[9]，可以推断出“宫中”是指以后主刘禅为中心的中央朝廷，而“府中”，原则上应是指诸葛亮的丞相府[10]，但此时诸葛亮身在前线，所以这里应是诸葛亮所处的军府。可以看出诸葛亮的丞相府（军府）具有魏晋南北朝时期霸府的一些特征，如形成了以刘禅为主的形式权力中心与以诸葛氏为核心的实际权力中心[11]，只是由于诸葛亮个人未有篡权之意，在他死后蜀汉又不再设丞相，故这种“霸府”模式没有成为汉魏禅代的前奏[12]。由于军府是由诸葛亮直接控制，亮自然可以安然无虞，则此时他最为关切的是其不能直接管控的“宫中”，这是因为“宫中”掌握国家第一手要务，敏感微妙，关系到自身的地位与北伐的顺利与否，如果出了问题，就可能倾动全局[13]。故而诸葛亮对于后主近臣的任命甚为看重，尽可能地安插自己信任的人到刘禅的身边。
依汉制，中央决策体制是以朝议制度为核心的，外朝朝议由丞相主持，中朝朝议由领尚书事的大将军主持[14]。蜀汉自命汉室正统，因此在制度上基本承袭东汉，但在人事安排上却体现着诸葛亮的意志，后来的大将军录尚书事蒋琬、费祎等，都是从丞相府走出来的，属于葛氏的亲信势力；处于中朝的侍中一职，由出身丞相府的董允担任[15]。侍中原本是皇帝的“亲近之职”，在朝会时受皇帝委托，起质问公卿或对公卿传话的作用[16]，但到了后主这里却成为刘禅“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的顾问，实际上成为诸葛亮监督刘禅的工具。诸葛亮在《出师表》中所推荐的费祎、董允等人在朝中所发挥的作用便是稳定后方，配合北伐，作为外朝首脑的丞相也能操控着中朝的一举一动，免去他北伐的后顾之忧，这就是诸葛亮所规划的“宫中府中，俱为一体”的理想状态。说明此时的蜀汉军政关系处于政从属于军、军府主导中央政治走向的阶段。
蜀汉建兴十二年（234），诸葛亮卒于渭滨[17]，诸葛亮死后不久，便发生了将军魏延与长史杨仪之争，魏延为杨仪所杀，之后杨仪也被废徒[18]，此事虽属于权力之争，但反映了诸葛亮的人事安排还是不可能平衡各方利益，折射出蜀汉的政治矛盾并没有因诸葛亮的调控而停息。此事对蜀汉产生了不小的影响[19]，诸葛亮的继承人不得不重视这潜在的威胁。亮死后，蒋琬被任命为尚书令，不久加行都护，假节，领益州刺史，迁大将军，录尚书事，“总统国事”[20]，成为蜀汉的实际领导者。蒋琬在诸葛亮生前久在其府中任职，曾长期作为北伐的后援，凭借“常足食足兵以相供给”而深得诸葛亮信任[21]。延熙元年（238）蒋琬被授命开府，此时丞相一职已罢，故这个“府”当指大将军之军府，军政关系基本立足于军府与禁中的关系之上。不久另一位诸葛亮的亲信费祎接替蒋琬出任尚书令，与侍中董允共同管理中朝事务。由于有了杨魏之争这样的前车之鉴，故费祎的职责就是在蒋琬出屯后协助董允，维持及加强军府与中央的稳固配合，以规避军政之间可能存在的隐患。
诸葛亮死后西南夷屡叛，故蒋琬首先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对于南中的平定（可参看《三国志》卷四十三《张嶷传》，恕不再赘述）。蒋琬在掌权约三年后（238）出屯汉中[22]，在此屯驻约六年时间，并没有对魏进行大规模的征讨[23]；而当南方基本平定后，蒋琬于延熙六年（243）由汉中移驻距离成都三百五十里的涪县[24]（今四川省绵阳市东北部）。据《三国志·蒋琬传》载，蒋琬对于自己执政以来伐魏无果表示愧疚忧愤，并说明了转镇屯涪的原因：
自臣奉辞汉中，已经六年，臣既暗弱，加婴疾疢，规方无成，夙夜忧惨。今魏跨带九州，跟蒂滋蔓，平除未易。若东西并力，首尾掎角，虽未能速得如志，且当分裂蚕食，先摧其支党。然吴期二三，连不克果，俯仰惟难，实忘寝食。辄与费祎等议，以凉州胡塞之要，进退有资，贼之所惜；且羌、胡乃心思汉如渴，又昔偏军人羌，郭淮破走，算其长短，以为事首，宜以姜维为凉州刺史。若维征行，衔持河右，臣当帅军为维镇继。今涪水陆四通，惟急是应，若东北有虞，赴之不难[25]。
此时的蒋琬病重，退还养病可能是主要原因，一个月后，费祎接任大将军，代理蒋琬行驶最高权力，可见蒋琬病得不轻。而笔者认为，蒋琬此时的移屯除了养病以外还有着深刻的政治意图，“惟急是应”才是他的关键立足点，要分析蒋琬此时的真实目的，就需要联系到蜀汉此时的政局现状。
在蒋琬初受尚书令执掌国事时，一些朝臣就对蒋琬表示疑虑与不满，督农杨敏曾指责蒋琬，说他“作事愦愦，诚非及前人”[26]，蒋琬对此则“一笑了之”。按此“愦愦”，东晋王导也有相似的行为[27]。田余庆先生评价说，王导愦愦为政，主要目的是合辑士族，求得彼此利益的均衡[28]。笔者认为二者可作类比：王导所面临的是南下士族与江南本土士族之间的矛盾纠葛；而蜀汉自建立以来也一直存在着多种势力的对立与矛盾，在诸葛亮掌权时期，他以雷厉风行的手段打击本土势力及东州势力对其权威性的挑战，彭羕之狱与李严之废是典型代表[29]；但是这种方式并不能起到调和各方关系的作用，对反对者过于激烈的压制反而会加剧各方之间的抵牾与分化，加上诸葛亮对于继承人的安排基本上是选择出自相府、长期追随他且受他信任的人，朝中难免会有人表示不服。我们可以想见，蒋琬之所以表现出愦愦之状，在朝堂之上“既无戚容，又无喜色，神守举止，有如平日”[30]，也正是为了使自己处在相对中立的立场上，进以协调各派的关系，以求得各方最大程度的平衡，保持蜀汉内部政治的稳定。
另一方面，作为蜀汉立国之本的北伐实际上早已成为蜀汉的负担，即使是矢志不渝笃行此志的诸葛亮也感叹：“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贼，才弱敌强也；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待亡，孰与伐之？”[31]由于形势的变化，伐魏的困难与损失越来越大。长期北伐既使国内消耗过大，肯定也使不少人对北伐颇多微辞。诸葛亮死后，蒋琬在成都留守三年方出镇，且一直没有过大的军事举动；屯汉中更多的是作为继承诸葛亮事业所摆出的政治姿态[32]。蒋琬的这一系列作为从事实上将北伐从头号国策中排除，而将重点放在了对朝内各方的安抚与南方领土的稳固上。蒋琬移屯于涪，又使其更接近成都政治中枢，便于他控制朝内的各方平衡，而对于伐魏，则只是在必要的时候出兵抵御而不再主动出击，这正是“惟急是应”所要表达的含义。同时在蒋琬屯守期间，在朝中担任尚书令的费祎与担任侍中的董允继续发挥重要作用，董允更是长期作为诸葛亮及蒋琬二人出屯后在朝内统筹后勤、劝导乃至监督后主的重要帮手[33]，维持着军府与中央相互呼应、内外协作的状态。蒋琬收缩伐魏军事行动，既减轻了国内的压力，平息了国内对北伐的不满，又没有完全放弃汉中阵地，继续保持其镇戍地位，维护了“兴复汉室”的脸面，这是蒋琬执政时对军事的根本态度。从当时的政治态势以及国内发展情况来看，蒋琬对于军政二者的协调是有较好的效果的，暂时妥善地化解了军府与中央对立的隐患，维护了蜀汉军政的相对统一。
但从蒋琬继任职务及其收缩军事部署的态度可以看出，他此时所拥有的权力已不如诸葛亮生前。丞相一职被取消，表明国家事务由丞相总揽的情况不再延续。依汉制，大将军录尚书事本是中朝领袖，汉武帝设尚书台以分丞相权力，后世又以领、平、视、录尚书事的制度来提高尚书台地位，其作用就是皇帝要加强集权[34]。笔者认为，丞相的革除和大将军的设立体现着后主的意志，有利于禁中恢复对政权的控制。外朝缺乏首脑，而中朝成为执政中心，后主理应能获得更多权力。然而此时诸葛亮的余威犹存，先后出任大将军的蒋琬、费祎是诸葛亮钦定的接班人[35]，加上后主身边还有一个侍中董允，刘禅仍然处在被监视的环境内。因此后主没有达到揽权的目的，但这次尝试表明后主对于“宫府一体”这一模式的反动，在以后的时间里后主开始建构和扩大自己的集团，这种复权行动还将持续，也将影响蜀汉的军政关系。
此时的蒋琬面对着众多的难题：他不但要解决频繁的西南夷叛乱，还要应对来自中央的渐渐抬头的反对派——对诸葛亮及其继承人不满的势力，以及羽翼渐丰且虎视眈眈的后主集团。北伐既是一个焦点，也会是突破口，故失去绝对权威地位的蒋琬就需要尽量维持与此势力的平衡，将工作重心放在了国内，放缓北伐。从这里也能发现诸葛亮死后军府与中央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军府的权力开始弱化，朝中势力出现增强势头，军政关系从政从属于军向军受制于政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