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商人迁徙的原因及路线
秦汉时期，商人作为一个新兴的社会阶层，备受统治者的重视。不可否认，商人的确是当时活跃经济、文化生活的社会成分，“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攮攮，皆为利往”[5]，就是商人活动的最典型特征。他们凭借自身智慧，巧妙地利用社会规则为自己谋取安身立命的资本，他们当中的一部分大商人甚至达到了富可敌国的程度，这对于强调以农为本的儒、法家等主流思想无疑是一个冲击。因此，该群体自然成为了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在此背景下，秦汉统治者多次强制迁徙商人群体，以达到维护社会稳定的目的。所以，秦汉商人迁徙这一历史现象，大体上可归结为国家政策强制性要求的结果。
根据已有文献资料记载来看，导致秦汉商人迁徙的原因有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强本弱末、徙富关中。秦汉两朝都是经过长年战争之后建立起来的，战后都城人口锐减，要求对这一地区进行徙民。战国末年，秦国经历了内部平叛、统一六国、征匈奴、征百越等历次战争，精壮人口损失惨重，导致关中空虚。秦国地处西陲，武功强盛而经济、文化较为落后，秦王朝建国之初，统治基础不甚牢固，且六国地方势力仍很强大，为打击六国贵族残余势力，迁徙人口充实关中，对于加强经济控制、巩固统治都是极为有利的。楚汉战争结束后，关中残破，宫室尽毁，百业凋敝，人口大量外迁，经过项羽分封诸侯，秦时迁入关中的六国旧贵族基本上又回到了原住地。关中作为汉王朝都城所在地，不足以支撑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地位，而关东六国旧贵族的残余势力却相当强大，加上异姓诸侯地广人众，关东人口增长远比关中快。西北的匈奴不仅完全夺回了河南地，还随时威胁着关中的安全。此时正如刘敬[6]所指出的：“今陛下虽都关中，实少人，北近胡寇，东有六国强族，一日有变，陛下亦未得安枕而卧也。”为此刘敬提出建议：“徙齐诸田，楚昭、屈、景，燕、赵、韩、魏后及豪杰名家，于关中，无事，可以备胡，诸侯有变，亦足率以东伐，此强本弱末之实也。”[7]
第二，充实边疆、抑商劝农。秦汉时期是大一统帝国的第一个强盛时期，此时的疆域虽超越以往达到了历史之最，边疆统治却不太平。秦初，北有匈奴，南有百越，边患成为影响统治基础的又一重要因素。由于地处边陲，交通闭塞，虽然边疆地区资源丰富，但先进的技术、资金等难以传入，资源得不到开发利用，经济、文化落后的局面难于改观，造成了地区性的封闭，国家对这些地区难以形成有效的控制。秦汉时期，统治者为改变这一现状，在开疆拓土的同时也注重经略边疆，向边疆徙民以充实边境，促进边远地区的经济发展。移民的主要来源于“谪”或“谪戍”，而“谪戍”的主要对象为商人群体，同时谪戍商人又能起到抑商劝农的效果。秦朝自商鞅变法以来，就实行重农抑商政策，商人作为从事“末业”的群体，经常被社会所轻贱。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適遣戍。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十四县……徙谪，实之初县。”[8]在这里，商人和其他社会低贱群体一道被遣往戍边，充实边境。同时，在汉武帝时则有“七科谪”之说，乃指“吏有罪一，亡命二，赘婿三，贾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籍七”[9]。秦汉时期，国家为了加强对商人的监管，将城市商人户口进行专项登记，列入“市籍”以区别一般编户齐民的“户籍”。由此可知，商人是这一时期被迁往边地的主要对象之一。统治阶级通过在政治上及生活待遇上设置种种限制，使从事商业的人社会地位低人一等，从而促使人们轻商重农。迁徙商人作为重农抑商政策的一个具体表现，让平民真实地看到了从商的沉重负担，很好地起到了“劝农”的作用。
与商人迁徙的原因相契合，秦汉商人迁徙的路线大致上可分为两条：
一是由关东迁入关中。秦汉统治者奉行“弱关东以实关中”的移民政策，多次从关东将六国旧贵族、富贾迁入关中，以充实都城。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始皇下令“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因徙三万家丽邑，五万家云阳”[10]。葛剑雄先生《中国移民史》论证，秦第一次迁徙的人口大约在六十万，主要来自关东[11]。汉朝建立后，汉高祖到武帝时期是商人迁徙数量最大的时期。高祖九年，汉高祖采纳刘敬的建议“徙齐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怀氏、田氏五姓关中”[12]。因田氏宗族一次迁徙人数过多，“故以次第为姓”如第五[13]，以致“关中富商大贾，大抵尽诸田”[14]。
二是由中原迁往岭南、巴蜀、西北边疆地区。在重农抑商的政治大背景下，为促使人们轻商重农，秦汉统治者将商人纳入谪戍、徙边对象之列，由中原迁往岭南、巴蜀、西北边疆地区，由此形成了秦汉商人迁徙的重要路线之一。《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適遣戍。”这是迁往岭南的一部分。另据《华阳国志·南中志》载：“元封二年（前109），汉乃募徙死罪及奸豪实之（指益州郡）。”[15]同时，西汉元狩五年（前118），“徙天下奸滑吏民于边”[16]。这里的“奸豪”和“奸滑吏民”，其中相当部分是商人。始皇三十二年，秦始皇派蒙恬率三十万人进攻匈奴，略取河南地即黄河上游今宁夏以南、内蒙古境内黄河以南的部分。第二年蒙恬驱逐了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十四（一作三十四）县，城河上为塞。……徙谪，实之初县”[17]。据葛剑雄先生《中国移民史》认为，此次移民主要来源于“谪”或“谪戍”，商人为主要对象之一[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