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杜伏威降唐与东南道行台建置的考论

二、关于杜伏威降唐与东南道行台建置的考论

《通鉴》与新旧唐书各自内部的矛盾以及相互之间的矛盾表明,这一段记载是不同史家根据零碎且有矛盾的史料建构起来的。因此,我们需要对史料进行条分缕析,以三史所达成的一致史实为基础,对这些有矛盾的说法进行辨析与排除。

除上文提及的武德初年江南三大势力的兴亡过程三史基本达成一致外,以下事件在其基本内容上三史也可以达成共识,可视为具有最高等级可信度的史料:一、杜伏威曾经上表越王侗被拜为东道大总管,封楚王[28];二、辅公祏表面上曾任行台左仆射,实际上被解除了兵权[29];三、杜伏威曾派辅公祏击败李子通。

首先,根据三史记载的李子通称帝时间可以推断:一、杜伏威上表越王侗不可能在击败李子通之后;二、辅公祏击败李子通不可能在武德二年九月之前;三、根据江南三大势力的兴亡过程,以及辅公祏为行台仆射被解兵权推断,杜伏威击败李子通也不可能在武德三年六月之后;四、根据前两步推断得出的辅公祏击败李子通一役发生于二年九月后之三年六月之间,由辅公祏为行台仆射被解兵权一事可以推断,辅公祏武德二年不可能为行台左仆射。

如此我们可以发现杜伏威降唐一事只剩下行台尚书令的授予时间与投降之后再次投降的现象尚且存疑。下面的史料与现象为我们作出判断提供了关键的依据:

其一,上引《新唐书》文中载杜伏威“徙丹阳,自称大行台”,根据前后可以文推断此事发生于二年九月后三年六月前击败李子通之后的这段时间里,若杜伏威于武德二年已经受封行台尚书令,徙丹阳后为何要自称大行台呢?若是出于一个“大”的有无,为何又于武德三年六月再次降唐;其二,武德二年九月杜伏威降唐一事仅见于以唐朝为中心视角的《资治通鉴》与新旧唐书本纪之中,两唐书杜伏威传均不载此事;其三,《旧唐书》载“高祖闻杜伏威据有吴、楚,遣使谕之”[30],示杜伏威降于击败李子通之后。

综合以上三点可以得出,杜伏威降唐,受东南道行台尚书令不当在武德二年九月,而在武德三年六月。

现在将杜伏威降唐一事整理如下:

武德元年,杜伏威占领历阳后,自称总管[31],并向洛阳的越王侗政权上表请降,隋朝按杜伏威自称所要求授予其东道大总管。武德二年九月李子通围陈棱于江都,击败了前来解救的沈杜联军,势力大增,僭称天子。在王世充已经于二年四月僭越王侗之位与江南不利的形势下,杜伏威试图向唐投诚[32],但相比于隋封的东道大总管,其对唐朝授予总管职并不满意,没有实际接受,因此我们在杜伏威传中看不到任何有关武德二年九月降唐的记载,而以唐为中心的《资治通鉴》《旧唐书·本纪》有这段记载。武德二年九月至三年六月之间,杜伏威乘李子通追击沈法兴之机派辅公祏击败李子通尽占江西之地,自称大行台。唐朝方面看到杜伏威势力做大,欲招安之以扩大声势,故如同隋朝一样也按照杜伏威的要求承认其为东南道行台尚书令,双方接洽之后,于武德三年六月升杜伏威所封,东南道行台建立[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