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武则天立为皇后一事

永徽六年（655）唐高宗借口无子嗣，想要废掉王皇后，从而立武则天为后，这件事致使朝野震动。关于立后朝臣分为两派，一派以许敬宗、李义府为代表，他们对唐高祖说：“田舍翁多收十斛麦，尚欲易妇；况天子欲立一后，何豫诸人而妄生异议乎？”^[24]另一派以前朝几个托孤大臣虞世南、褚遂良，长孙无忌为代表，竭力反对。其中以褚遂良反对最为激烈，刘肃的《大唐新语》卷一二《酷忍篇》曾描述当时的情形：

高宗召长孙无忌、李勣、于志宁、褚遂良，将议废立。勣称疾不至，志宁顾望不敢对。高宗再三顾无忌曰：“莫大之罪，无过绝嗣。皇后无子，今欲废之，立武士彟女，何如？”无忌曰：“先朝以陛下托付遂良，望陛下问其可否。”遂良进曰：“皇后自出名家，先帝为陛下所娶，伏事先帝，无违妇德。愚臣不敢曲从，上违先帝之旨。”高宗不悦而罢。翌日，又言之。遂良曰：“伏愿再三审思。愚臣上忤圣颜，罪当万死。但不得负先帝，甘心鼎镬。”因置笏于殿阶，曰：“还陛下此笏。”乃解巾叩头流血。高宗大怒，命引出。则天隔帘大声曰：“何不扑杀此獠？”无忌曰：“遂良受先帝顾命，有罪不可加刑。”

可是与顾命大臣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李勣“称疾不至”^[25]想避而远之，等到唐高宗亲自找上门来，李勣才说：“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26]勣摆出一副顺从的姿态，表示皇帝的家事他无权过问。其实李勣是在不露声色的暗示高宗做怎样的决定，面对此起彼伏的反对浪潮，性格懦弱的高宗首鼠两端，不知所措，起坐彷徨又劳神苦思，而李勣藏而不露的一句话，无疑给唐高宗服下一颗定心丸。这句话提醒了孱弱的高宗，让高宗突然想起了自己不可侵犯的尊严，后“帝意遂定”，武则天被立为皇后。李勣也自然赢得了唐高宗和武则天的信任，可是后来虞世南、褚遂良、长孙无忌却都遭到了贬黜。范祖禹曾评议此事：“高宗欲废立，而犹难于顾命大臣，取决于李勣之一言，勣若以为不可，则武氏必不立矣。勣非为不谏，又劝成之，孽后之立，无忌褚遂良之死，皆勣之由，其祸岂不博哉！太宗以勣为忠，托以幼孤，而其大节如此。书曰：‘知人则哲，唯帝其难之。’信矣。”^[27]范祖禹将立后之过归罪于李勣一人，无疑像旧史书一样对武则天怀有“牝鸡司晨”的偏见，但也能说明李勣在此事中所起的至关重要的作用，也可以看出李勣在高宗朝非同寻常的地位。李勣曾专侍东宫，和李治私交甚笃，加之以顾命大臣的身份，无疑是满朝文武中的执牛耳者，话语的分量和作用可想而知。此后，李勣赢得了高宗和武则天的充分信任，在高武朝政中李勣享受着不同寻常的礼遇。乾丰初李勣可以和许敬宗一样可以“每朝各乘小马入禁门至内省”^[28]。高宗去世后，武则天使李勣“配享高宗庙庭”，依然身居高位。但是，缘何李勣作为李唐的顾命大臣却倾向武则天？其实，立后之争同立储风波一样，背后隐藏着关陇集团和以许敬宗为代表的新兴党派之间的斗争。而李勣在太宗和高宗两朝受到以长孙无忌为代表的关陇军事贵族的压制和排挤，所以他实际上是在支持新的政治集团以铲除自己的政治威胁。关于此事，汪笺先生曾在《唐高宗王武二后废立之争》^[29]一文中系统的分析了武氏之立后的党派之争。从政治利益的角度来看，就不难理解李勣在武氏之立后中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