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赓武先生的五代史研究小议——以对Structure of Power in North China...
胡耀飞
1963年，马来亚大学出版社（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出版了时任马来亚大学（University of Malaya）历史系讲师的王赓武先生于1957年在英国伦敦大学（University of London）所撰写的博士论文Structure of Power in North China during the Five Dynasties一书。时隔40多年后的2007年，已是新加坡著名华裔汉学家[1]的王赓武应学生们学习历史的需要在世界科技出版公司（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再版了此书，并改名为Divided China Preparing for Reunifcation：883—947。对比1963年版[2]，2007年版在内容上并无大变化，仅仅部分语句稍作通顺，不必要的注释稍作删减，注释由每页脚注改为每章尾注，并添加一篇由作者执笔的再版前言，对其当初撰写此书的缘由以及此书所要揭示的中国人对天下的理解做了介绍。
根据再版前言，王赓武先生对五代历史的兴趣源于20世纪上半叶中国大陆的军阀割据，特别是晚清民国40年间出于对中国分裂痛心疾首而通过各种方式为统一努力的仁人志士的历史对他影响颇深[3]。也正因此，本书才改为Divided China Preparing for Reunjfication。当然，把民国时期军阀割据与晚唐五代的政治情势作对比，时人杨荫杭（1878—1945）即意识到这一点，并体现在他的时论文章里[4]。然而由这一认识深入到对晚唐五代政治史的研究，则非王赓武先生莫属。虽然在此书之前，学界对晚唐五代的研究层出不穷，但其内容基本不超出对政治形势的粗略描述和对军阀黑暗统治的强烈鞭笞。
该书1963年版出版后，大陆以外汉学界至少有15篇书评发表，从而使得此书的观点在此后的许多研究中被提及[5]。而大陆学者则仅仅在零星的研究中提及此书。关于此书的书评，先开列如下：
Timoteus Pokora（鲍格洛）in Archiv orientalni，Vol.32，1964，P482
Cho-yun Hsu（许倬云）in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History，1964，Vol.5，No.2，P240—242.
Arthur F.Wright（芮沃寿）in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University of London，1964，Vol.27，No.2，P471—472.
John Meskill（穆四基）in Monumenta Serica：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Vol.XXIV，1965，P461—463.
P.Leimbigler in Asian Studies/Etudes asiatiques，Vol.18，1965，P386.
James T.C.Liu（刘子健）in Pacific Affairs，Vol.38，No.1，1965，P71—72.
F.W.Mote（牟复礼）in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1965，Vol.70，No.2，P465—467.
Wolfram Eberhard（艾伯华）in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24，No.3，1965，P498—500.
Herbert Franke（傅海波）i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1965，Vol.85，No.3，P429—430.
Michael Loewe（鲁惟一）in 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Vol.80，No.317，1965，P813.
菊池英夫：《王赓武，五代北沙十汇扫广石榷力0构造》，《东洋学报》48：1，1965年6月，第104—112页。
栗原益男：《王赓武〈五代华北仁扫汁石榷力构造〉（1963）》，《少71了》15：2，1966年6月，第89—93页。
邢义田：《试评〈五代时期中国北部政权之权力结构〉》，《史原》第2期，1971年10月。
Rolf Trauzettel（陶德文），Zeitschrift der Deutschland Morgenlandische Gesellschaft，Vol.122，1972，P463—464.
黄启江：《王著〈五代时期北中国的权力结构〉评介》，《食货月刊》第8卷第1期，1977年4月，第37—39页。
以上15篇书评，其中一些仅能算是新书介绍，但都或多或少有助于我们了解王赓武先生在五代史方面的成就。
除了本书，王赓武先生在五代史方面的成就，主要体现在单篇论文方面，已经全部收录于《王赓武自选集》中。即《〈旧五代史〉及五代时期的历史撰写》《冯道——论儒家的忠君思想》二文。前一文最初以英文发表于Asia Major第6卷第1期，时间为1957年[6]，先于本书6年刊出；后一文最初亦以英文收入1962年出版的由芮沃寿（Arthur F.Wright，1913—1976）、杜希德（Denis Twitchett，1925—2006）两位美国汉学家主编的Confucian Personalities一书中[7]。先于此书1年刊出。而从王先生1957年于伦敦大学毕业到本书出版的1963年，其学术主攻方向早已移向了东南亚华人研究领域。所以我们对王先生关于五代史研究的成就，也只能以这三者来进行分析。另外，此书中还有关于离五代很近之宋初的论文《小帝国的辞令：宋代与其邻国的早期关系》一文，但作为1983年发表的古代东亚国际关系方面的文章[8]，只能属于另一种学术兴趣，可与此书中的另一篇文章《永乐年间（1402—1424）中国的海上世界》相对读。
首先来看本书，通过对此书的阅读，我们能够得到王赓武先生的五代史研究，其所展现给学界的面貌是细致，甚至会造成阅读困难，如艾伯华先生所言：“this study involves mentioning a great number of names，ever changing a fact which does not make the book easily readable.”（艾文499页）另外也导致离题，如许倬云先生所云：“but his narration of historical events in great detail，though connected with his thesis，often tends to divert attention from his'main point.”（许文242页）不过，也正是在这种琐碎考证的基础上，才能得出无限接近于历史事实的结论。所以，当书评者们给此书提出诸多改进意见时，也不得不首先肯定其论述之工。在邢义田先生的书评中，提到了王先生的著作并未参考相关的几种已有论文，如王伊同《五季兵祸辑录》、聂家裕《五代人民的逃亡》、傅乐成《沙陀之汉化》、杨中一《唐代的贱民》和《官户的异义》等（邢文117页），不过这些都只能对王著进行其他方面的补充，并不能完全否定作者在论述方面的详证本身。甚至邢先生所提到的傅乐成先生之文初发表于1965年12月的《华冈学报》第二期，这已经是王著成书之后两年的事情，颇不能以此责王先生之失察。另外，邢先生说王著在参考论文中仅提及“陈寅恪、周连宽、全汉升三位作者的两篇文章和两本书”（邢文117页），事实上在参考文献中还有顾颉刚、史念海二位先生合撰之《中国疆域沿革史》一书。（原书226页）
关于王著的优点，上述诸家书评已经详细地予以揭示：
首先，该书是西文学界第一次系统地对唐宋变革期的五代历史进行研究的著作。正如芮沃寿、陶德文所言，由内藤湖南先生所开创的唐宋变革论学说，在战后二十年的研究重心，依然在日本学界，特别是周藤吉之先生做了大量工作。（这点也可以从王著的参考论著中得到证明，相比于所参考的18种西文论著，尚且参考了15种日文论著，可谓不相上下。）因此“Dr.Wang's monograph is the first major study of the period to appear in a Westerm Language，and it is a work of capital importance.”（芮文471页）相比于艾伯华先生所提到的Otto Franke先生所著Geschichte des chinesischen Reiches一书之第2、3和4章（艾文498页），王著虽然并未关注契丹，但以一书之篇幅对五代正统王朝进行关注，实属首次。
其次，便是本书的详细考证颇见作者之功力，虽然如上所述，会被诟病为难以卒读，但却能使该书永存其史学价值。邢义田先生认为，“这本书取材丰富，动用了大量的原手史料，还有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绩。从所附数据说明，以及若干附注中可以看出作者对史料考订，也很下功夫，而附注中也常有精彩的见解。”（邢文116页）鲁惟一先生也认为：“The subject is treated in very great detail，as Dr.Wang has set out to satisfy the demands of specialists rather than the interests of the more general historian.”（鲁文813页）黄启江先生也说道：“其中既无架空的理论，也无轻率、多余之陈述。”（黄文40页）可惜，长期以来本书的详细考证并未能够如作者所期待的那样，得到后来史家的重视。比如前文所提及的傅乐成先生的论文，其对沙陀汉化之研究，即并未参考本书[9]。即使是近来对沙陀三王朝具有集大成之功的研究著作《唐末五代的代北集团》，其作者樊文礼亦未参考此书[10]。
第三，本书在诸多方面上对其他学者的观点提出了商榷意见。许多书评都提到了这点，仅举邢义田先生所言，王著在附注中精彩地“批评艾伯华（W.Eberhard）著：《征服者与统治者》（Conquerors and Rulers：Social Forces in Medieval China，Liden，1952）一书（见：3页，100页）；批评李威（Howards.Levy）《黄巢传》之英译（见：28页）；批评传统学者对唐代宦官被杀以及对崔胤的评论（见：87页）等。”另外，该书中对于前辈学者的批评还有对周连宽先生所论之内容。（原书24—25页）虽然对于观点的讨论，后来学者会有更加深入地分析，但在这里却能说明该书并非简单地承袭旧说，人云亦云。
最后，也得关注一下本书对所研究之时间的划分。就全书而言，作者把时间设定在884—947这六十多年间，已经显示出其特殊的时间观念。黄启江先生也在其书评中通过对杨联升先生相关观点的引用，来说明为何王著会选择这样一个时间段。黄先生提及，杨先生认为：“一个朝代或于建国称号前已存在，讨论小朝代必须注意到它与前朝内在、外在的重迭部分。”[11]不仅如此，在王著的章节分配中，更未严格遵守五代小朝廷的终始时间，而是根据历史实际来进行叙述。如第二章关于武人节度使与唐廷的论述以904年为终点，盖因904年时唐廷已经完全掌握在朱温手中；又如第四、五章关于唐朝复兴的论述以926年为终点，亦因926年后唐庄宗被弑之后，唐朝之复兴实际已经停止之故；而第七章关于新权力结构的出现以947年为终点，也是因为虽然这时候遭到了契丹的入侵，但是新权力结构已然形成，故而后汉、后周以及北宋初年的情况已经无须多费笔墨。
当然，也正如诸家书评所指出的，王著所存在的有待提高之处也很多：
首先，芮沃寿先生便提到：“It would have been helpful also to have given rather more attention to landscape，terrain and cultural differences，from one area of the north to another.”（芮文472页）亦即，王著缺少分析地形、文化等因素之差异对于不同地区历史发展所造成的影响。邢义田也认为：“我们读完该书以后，觉得作者是将当时权力结构的问题，从整个历史脉络中抽离出来，单独加以分析。而当时社会、经济以及外界环境对中国北部权力结构可能有的影响，作者没有适当地注意到。”（邢文116页）
另外，也如艾伯华先生所指出的那样，“In many cases，he knows only of actions which，但至少解释得不够。这点在邢义田先生的书评中有更详细的举例证明，如“作者提到五代边区节度使形成对五代朝廷真正的威胁（104页），可是却没有提出适当的解释”（邢文116页），又如“作者在第五章提到节度使力量衰落的原因时，认为过去节度使可以从地方豪强大族获得支持，后来由于独立刺史的出现，分削了那些支持节度使豪强大族的数目（133—134页），这个问题如果从社会、经济的角度看也许更佳”（邢文117页），再如“作者谈到刘知远兴起的原因，认为是由于刘知远拥有当时唯一一支可以威胁契丹的军队并且是禁军唯一的领袖（194页），评者以为当时夷夏观念的日益深刻也可以帮助说明。”（邢文117页）
第三，不得不提到一个重要的方面，即对当时官名的理解与翻译。黄启江先生提到：“至于作者立论所根据的各种人物之职称，与其实际职责或权力，或有差距，但也难以究诘。”（黄文40页）虽说如此，我们不可避免会在阅读本书英文原文的过程中遇到大量的官名翻泽问题，并由此而影响到读者对具体官名的理解。当然，这也确实“难以究诘”，在王赓武先生写作当年，即便是直到今天，也并无一本能够囊括整个唐五代时期官名之英译的词典。因此，这也为我们重新审视此书的相关论点提供了空间。
最后，王著也不可避免地陷入过于专注于五代的局面。艾伯华先生之所以提及Otto Franke先生的著作，即在于提示读者，王著并未关注契丹的情况。另外，牟复礼先生也说道：“Perhaps it lacks most seriously a summary discussion，intepeting the meaning of its specific subject matter in relation to the larger scope of Chinese history.”（牟文467页）当然，对于一篇博士论文来说，想要在“专”的基础上继续“博”下去，不是短时间内能够达到的。或许，也正是出于这个关照整个中国史的考虑，才使得王赓武先生在完成关于五代史的研究之后，转而从事其他地区史和断代史的吧！可惜傅海波先生所期待的王赓武先生身为“a leading scholar in 10 century history”，想要其继续对五代十国进行深入研究的愿望（傅文430页）并未遂愿。
不过，随着本书的出版，王赓武先生的其他两篇相关文章也陆续面世，即上文所提及的《（旧五代史）及五代时期的历史撰写》《冯道一论儒家的忠君思想》。这两篇文章，前一篇可以算作王先生为撰写博士论文而准备的前期史料工作，然后敷演而成文，并在其博士论文中得到了引用。这篇关于《旧五代史》和五代时期实录修撰的文章，其价值当与博士论文不相上下。后来的史家在关注五代史料的时候，此文是最为重要的参考数据。1987年出版的郭武雄先生的《五代史料探源》即是在此文基础上展开的研究，且郭书关于五代实录修撰的论述范围，除了在考证卷数方面确证了宋初360卷之数实有其事，颇有开创之功外，其余皆可本原至王著[12]。
关于冯道的文章，王赓武先生的着眼点在于提示读者要从五代时期的历史环境来看待冯道的所作所为，故而在指责欧阳修等人的偏激看法时，也对冯道的一些行为予以批评。这篇文章，单纯从内容上来看，确实与他的博士论文所论并无大的关联。但王赓武先生的目的显然不在于冯道本人，而是他所处的时代。因此，如果说他的博士论文是为了让人重视唐末五代在唐宋之际的权力结构之变化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的话，那么这篇关于冯道的文章就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让人认识五代时期的现实情况，而不要被宋人的五代观所左右。关于对冯道的评价，从欧阳修以来，一直是一个争议不断的话题，而王赓武先生的文章，则几乎是第一篇站在现代学术的立场上进行分析的文章，故而颇有开创之功。然而，受到语言的限制，中文学界对此文的关注并不多[13]。
总之，通过上文，我们可以发现，因有感于民国初年军阀割据给国家带来的深重灾难，王赓武先生选择了五代史作为博士论文的方向。虽然写出了并未能够在文字上吸引西方读者的论著，但却能够给我们对五代史的研究提供继续深人的启发意义。通过关照唐宋变革论，王著深入分析了唐末五代中国北方地区的权力结构之转变，虽然并未能够与社会、经济、军事地理环境等方面的历史条件相呼应，却也展现了一幅精彩的历史画卷。而其详实的注释和关于五代史料的单篇论文，更是为后来者贡献了丰富的学术成果。另外，通过本书以及冯道一文，王先生对五代史的开拓之功，也确实引起了学者们对于五代这一时期的重新思考。
【注释】
[1]关于王赓武先生的华人华侨史研究，参见郭扬威：《海外华人文化史的耕耘者——国际汉学家王赓武》，载陈学超主编《国际汉学论坛》卷一，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421—424页。
[2]此版于1968年第二次印刷1967年时，斯坦福大学出版社（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也出版过一次，内容不变。现统称1963年。
[3]Wang Gungwu：Divided China Preparing for Reunfication：88—947.inpore；World Scientifc Publishing Co.2007.PX.王赓武先生在1947—1948年随父母回国，并曾前往南京中央大学就读一年，然而因国内战事吃紧，故仅肄业而还新加坡，但正是这段经历使他感受到了战乱的中国急衢统一，参见HongLiu& GregorBenton，IntoducinGrgorBenlon&Hong L edit.Diasporic Chincsc Venures：the Life and Work of Wang Gungwu，New York：RouledgcCurzon，2004.02
[4]对于杨这一思想的研究，参见罗志田。《五代式的民国，一个优国知识分子对北伐前数年政治格局的实时观点》，《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4期，第44，64页。
[5]5 Hong Liu & Gregor Benton，Introduction，P6.
[6]Wang Gungwu，“The Chiu Wu-tai Shih and History Writing during the Five Dynasties”，Asia Major，Vol.VI，n0 1，1957.后由黄启江先生翻译成中文，刊于《食货月刊》复刊，第8卷第5期，第41—51页。收入王废武：《王炭武自选集》，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策83—103页。
[7]Wang Gungwu，“Feng Tao：an Essay on Confucian Loyalty”，Confucian personalities，ed.Arthur Wright andDenis Tw itchett，Palo Alto：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2，P123—45.中文本最初收入芮沃寿编，（台湾）中央研究院、中美人文社会科学合作委员会编译：《中国历史人物论集》，正中书局，1973年，第162—198页。收入《王炭武自选集》，第104—138页。傅海波先生对于此文并未出现在本书的参考文献中表示遗憾（傅430页），但似乎这应该归咎于出版周期的限制。
[8]Wang Gungwu，“The Rhetoric of a Lesser Empire：Early Song Relations with its Neighbours”，in China among Equals：the Middle Kingdom and Its Neighbours，10th to 14th Centuries，ed.Morris Rossabi，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3，P47—65.中文本由姚楠（1912—1996）先生翻译，收入《王赓武自选集》，第61—82页。
[9]傅乐成：《沙陀之汉化》，《华冈学报》第二期，1965年12月；后收入氏著《汉唐史论集》，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77年，第319—338页
[10]樊文礼：《唐末五代的代北集团》，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
[11]Yang Liansheng：Studies in Chinese Instiutial History，Harvard Universiy Press，1961，P45.转自黄启江文，第37页。
[12]郭武雄：《五代史料探源》，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年。
[13]大陆地区几乎所有关于冯道的论文皆未提及王文，如，任崇岳：《略论冯道》，《史学月刊》，1985年第5期，第39—44页；葛剑雄：《乱世的两难选择：冯道其人其事》，《读书》，1995年第2期，第137—144页；戴显群：《论四朝宰相冯道》，《长沙电力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第73—74，79页；房锐：《虎狼丛中也立身——从《〈北梦琐言〉所载史事论冯道》，《晋阳学刊》，2004年第2期，第76—79页；严修：《重新审视冯道》，《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乍第1期，第63—71页；赵望秦、张焕玲：《因陋就简结硕果、泽被后世名不朽——冯道倡议开雕〈九经〉的动机与效果》，《唐史论丛》第十辑，三秦出版社，2008年，第340—344页；陈晓莹：《历必与符号之间——试论两宋对冯道的研究》，《必学集刊》，2010年第2期，第101—106页。王废武先生《冯道》一文中文版于2002年随着《王废武自选集》问世，而此后数篇关于冯道的文章竟然还是没有参考，可见大陆学界对于海外研究成果之寡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