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刘、王二家族之间的交往，实际也反映了民族融合的时代背景，以及当时胡族汉化的趋势。汉末、魏晋时期民族融合的情况，江统在《徙戎论》有云：
建武中，以马援领陇西太守，讨叛羌，徙其种于关中，居冯翊、河东空地，而与华人杂处。数岁之后，族类蕃息……永初之元，……群羌奔骇，互相煽动，二州之戎，一时俱发……至于南入蜀汉，东掠赵、魏，唐突轵关，侵及河内。及遣北军中侯朱宠将五营士于孟津距羌……汉末之乱，关中残灭……魏武皇帝令将军夏侯妙才讨叛氐阿贵、千万等，后因拔弃汉中，遂徙武都之种于秦川，欲以弱寇强国，扜御蜀虏……而因其衰弊，迁之畿服，士庶玩习，侮其轻弱，使其怨恨之气毒于骨髓。至于蕃育众盛，则坐生其心……徙冯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内诸羌……徙扶风、始平、京兆之氐……[24]
可见在东汉至西晋很长一段时间内，“徙戎于内”的政策一直为朝廷所奉行，其目的是为了“弱寇强国”，分化瓦解少数民族的力量。而此种政策带来的影响，就是少数民族与汉族的杂居及其汉化。文中提到的羌、氐等族，甚至已经大量出现在了京畿地区。比之羌族进入关中的时间，匈奴开始与汉族杂居的时间略早。《晋书》九七卷《南匈奴传》：
前汉末，匈奴大乱，五单于争立，而呼韩邪单于失其国，携率部落，入臣于汉。汉嘉其意，割并州北界以安之。于是匈奴五千余落入居朔方诸郡，与汉人杂处……子孙传袭，历代不绝……多历年所，户口渐滋，弥漫北朔……
由此观之，民族融合的范围在北方较为广泛，主要形成了雍州羌汉杂居和并州匈汉杂居两个中心。而雍并二州从地理上看均与都城洛阳所在的司隶接壤，靠近政治中心。这种空间上的接近是胡汉之间，特别是胡汉高层之间相互接触的前提，也为其接触提供了更多的机会。
然而，胡、汉交流过程中的最大障碍并不是空间距离，而是不同民族间的文化隔阂。但是空间距离的拉近势必带来文化上的交融，在汉魏时期少数民族内迁并与汉人杂居的过程中，这种交融就主要体现在少数民族的汉化上。以刘渊家族为例，《晋书》中对于其及其家庭成员的记载不仅多“好学”“习《毛诗》”之语，而且从日常行为交往中，也多体现出汉族人士的某些特征。据《晋书》卷一〇一《刘元海载记》：
（刘渊）幼好学，师事上党崔游，习《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尤好《春秋左氏传》《孙吴兵法》，略皆诵之，《史》《汉》诸子，无不综览。
（刘）和字玄泰。身长八尺，雄毅美姿仪，好学夙成，习《毛诗》《左氏春秋》《郑氏易》。
刘宣，字士则。朴纯少言，好学修洁。师事乐安孙炎，沈精积思，不舍昼夜，好《毛诗》《左氏传》。炎每叹之曰：“宣若遇汉武，当逾于金日磾也。”
卷一〇二《刘聪载记》：
刘聪，字玄明……幼而聪悟好学，博士朱纪大奇之。年十四，究通经史，兼综百家之言，《孙吴兵法》靡不诵之。工草隶，善属文，著述怀诗百余篇、赋颂五十余篇。……弱冠游于京师，名士莫不交结，乐广、张华尤异之也。
卷一○三《刘曜载记》：
刘曜，字永明……性拓落高亮，与众不群。读书志于广览，不精思章句，善属文，工草隶。
由此可见，当时的匈奴贵族，至少是刘渊家族成员，大都幼年时受到了良好的儒家教育，并具备了一定的汉文化水平，其品行俨然与汉族士大夫相近。而较高的汉化水平也使其有机会被汉族高门所接纳，得以进入士族交流圈。《晋书》卷一〇二《刘聪载记》：
聪引帝入宴，谓帝曰：“卿为豫章王时，朕尝与王武子相造，武子示朕于卿，卿言闻其名久矣。以卿所制乐府歌示朕，谓朕曰：‘闻君善为辞赋，试为看之。’朕时与武子俱为《盛德颂》，卿称善者久之。又引朕射于皇堂，朕得十二筹，卿与武子俱得九筹，卿赠朕柘弓、银研，卿颇忆否？”帝曰：“臣安敢忘之，但恨尔日不早识龙颜。”
据此，作为屠各贵族的刘渊父子，不仅成功地进入了士族交际圈，而且交往的对象也不同寻常，甚至还包括皇族成员。而能够得到这样难得的机会，最终还是离不开王浑和王济的引荐。魏晋之际，正是世家大族的发育成熟期，各大家族间的关系网络也在不断的构建和重组中。而士族间的日常交际正是这种关系网的构建方式之一。刘渊进入了士族交际圈，也就意味着刘渊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卷入了士族的利益关系中，王浑死后刘渊罢官即是一例。
综上，魏晋之际危险复杂的政治环境促使世家大族积极寻求建立一个能够保护本族的关系网络，而民族融合的大潮冲破了民族间交流的空间障碍和文化障碍，为世家大族的关系网又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与胡族贵族进行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