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束语
张之洞作为晚清重臣，他依靠洋务崛起在晚清政坛，在清末新政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他是新政的重要推动者。他所主稿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为新政提出了一套较为系统的变革方案，得到批准实施”，“是清末新政进入具体的实施阶段，推动了清末新政的展开”。他首倡修律，举荐修律大臣，筹措常年经费，使得修律活动迅速展开，他还是狱政改革的先行者，新律的讨论者，在清末修律中他始终是积极的参与者[43]。
但是作为“儒臣”的张之洞，在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发生碰撞的近代社会中，依然用自己习惯的儒家思想和知识去观察世界，关注名实背后的意义，沉陷于知识观念与现实的冲突之中，在革新与传统中左冲右突。他始终有着一种割舍不断的文化关怀情节，这也许与他早年的督学有关，更重要的是这是一个儒者对自身文化的关怀。张之洞在礼法之争中的行为更是渊源于他的这一思想，并最终影响了清末修律的进程和结果。在西方异质文明的挑战面前，为了保种，必须保教，但“保教必先保国”“国不威则教不循”“国弱政改”，他清醒地认识到那些“仅以尊崇孔学为保教计”的人不懂“皮之不存，毛将安附”的道理。为了保国必须革新，于是他走上了投身洋务的道路，洋务需要人才，人才又更需要新式学堂培养，为此他积极主张废除科举制，但为了他赖以安生立命的儒家文化的香火，他又倡导读经，“保国粹”，“存书种”，兴办存古学堂，“但历史已经证明，保国与卫教……是不可能协调起来的”[44]。张之洞的悲剧也在于他“‘崛起于新旧两界线之中心的时代’，张之洞是一个过渡人物，他的文化倾向，即根植传统，又景慕新学。他的政治态度，既忠于陈腐制度，又富有改革精神”[45]。他的思想始终未能脱离他所依靠的儒家思想，也从未超越他所划定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范围。那既是他的悲剧，也是一代文化人的悲剧，在它的后面我们依稀看到了王国维、陈寅恪的影子，或许，还有其他更多的人[46]。
【注释】
[1]武树臣：《中国法律思想史》，法律出版社，2004版。张国华：《中国法律思想史新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版。杨鹤皋：《中国法律思想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杨鸿烈：《中国法律思想史》，中国政法大学，2004年。张晋藩：《中国近代社会与法律转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杨鸿烈：《中国法律思想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
[3]马玉东：《张之洞大传》，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
[4]冯天瑜、何晓明：《张之洞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
[5]黎仁凯，钟康模：《张之洞与近代中国》，河北大学出版社，1999年。
[6]李细珠：《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
[7]李细珠：《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第6页。
[8]朱寿朋辑《光绪朝东华录》第四册，中华书局，1984年，第4601页。
[9]武树臣：《中国法律思想史》，法律出版社，2004版。
[10]朱寿朋辑《光绪朝东华录》第五册，中华书局，1984年，第5506页。
[11]劳乃宣：《韧叟自订年谱》，转引自杨鸿烈：《中国法律思想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
[12]参见武树臣：《中国法律思想史》，法律出版社，2004版。
[13]辜鸿铭：《张文襄幕府纪闻·清流党》转引自李细珠前：引书，第25页。
[14]参看冯天瑜、何晓明：《张之洞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399页。
[15]刘克敌著《陈寅恪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7页。
[16]张之洞：《劝学篇·序》，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页。
[17]参看李细珠：《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第261页。
[18]杨鸿烈：《中国法律思想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
[19]《致外务部、江宁刘制台、上海盛大臣、保定袁制台》，《张之洞全集》第11册，第8793页。
[20]《论语·宪问第十四》，或者参看李泽厚：《论语今读》所做札记，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335页。
[21]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一卷》，《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94页。
[22]朱寿朋辑《光绪朝东华录》第五册，中华书局，1984年，第5809页。
[23]《宪政编查馆大臣奕匡等奏议复修订法律办法折》，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中华书局，1979年，第850页。
[24]伍廷芳：《奏流徒禁刑讯、笞仗改罚金折》，《伍廷芳集》上册，中华书局，1993年，第277页，转引自李细珠前引书，第260页。
[25]《会奏改正刑律草案折并清单》，《张之洞全集》第三册，第1821页。
[26]《署邮传部右丞李稷勋走新纂刑律草案流弊兹大应详加厘定折》，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中华书局，1979年，第855页。
[27]［美］D·布迪、C·莫里斯：《中华帝国的法律》，朱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5页。
[28]关于治外法权问题，学者一般认为其是清末修律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法理派支持其修律的一个重要依据。例如柴荣认为清末修律运动得以实施及司法制度改革成为其先声，离不开收回治外法权，特别是收回领事裁判权这一总目的及立宪筹备这一大背景。参见柴荣：《浅析清末司法制度之变革》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5期；但是也有学者认为，晚清法律改革作为清末新政的一部分，也是服从和服务于新政这一整体政治局势的，它本身并没有自己额外的起因和目的。领事裁判权问题始终只是沈家本等主持改革者推进法律变革的手段。参见高汉成：《晚清法律改革动因再探——以张之洞与领事裁判权问题的关系为视角》清史研究2004年第4期。
[29]朱寿朋辑《光绪朝东华录》，第五册，第4833页。
[30]《奏核议恤刑狱各条折》，《伍廷芳集》上册，第261—262页，转引自李细珠《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第266页。
[31]《丙午十二月二十三日奏请酌留刑讯刑责片》，转引自李细珠前引书，第267页。
[32]《虚拟死罪改为流徒折》，沈家本，《寄籍文存》卷一，第6—7页。
[33]朱寿朋辑《光绪朝东华录》第五册。
[34]《虚拟死罪改为流徒各项请仍存死罪之名片》，《张之洞全集》第3册，1799—1800页。
[35]《论语·子路第十三》。
[36]葛兆光：《古代中国社会与文化十讲》，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55页。
[37]《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三十二册，第64页，转引自李细珠《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第270页。
[38]《遵旨核议新编刑事民事诉讼法折》，《张之洞全集》第三册，第1772—1799页。
[39]《会奏改正刑律草案折并清单》，转引自李细珠前引书，第273—274页。
[40]葛兆光：《古代中国社会与文化十讲》，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56页。
[41]《刑法志》，《清史稿》卷一四二，中华书局，1976年，第十五册，第4190页。
[42]《遗折》，《张之洞全集》第三册，第1825页。
[43]李细珠：《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第109页。
[44]参看喻大华：《张之洞在晚清儒学没落过程中的卫道活动》，《南开学报》2000年第1期。
[45]参看李国青：《张之洞与清末法制改革》，《东北大学学报》2002年第7期，引张岂之：《特殊历史文化的缩影》，《光明日报》，1999年5月14日。
[46]《王观堂先生挽词》，当日英雄谁北斗，南皮太保方迂叟。忠顺勤劳矢素衷，中西体用资循诱。《陈寅恪诗集》，第11—12页，转引自刘克敌：《陈寅恪与中国文化》，上海出版社，1999年，第37页，同书又说，“（王国维自杀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文化精神的衰落，王国维看到了这一点，认为衰落之势无可挽回，所以绝望自杀”，第17页。陈寅恪先生也一生服膺“中体西用”思想，他说“寅恪一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198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