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理性”的基本价值取向及由这一价值取向决定的集体主义的基本道德观及工具理性的思维方式
外来侵略打乱了中国人延续了几千年的政治运作方式和生活思维方式，迫于应激型自卫反应，中国人以不同的方式探索“富强”“独立”“雪耻”“避害”的途径。在文化失落感和民族屈辱感的作用下形成了一种“富强为本，宪政为用”的政治改革范式。因为必须从“富强为本”的“国家理性”目标出发，在作出价值选择时就坚持能否为“富强独立”这一目标服务来作为价值取舍标准的功利性思维：“国家理性这一总主张的一个精确表现方式，即手段必须合乎目的，换言之，手段对于目的必须是合乎理性的，并且这些手段从最可能达到目的的意义上来说是最好的最合乎理性的。”[33]从这种思维出发，对内要富强，对外要“雪耻”“避害”，就要求形成一个强凝聚力的政治共同体，要形成政治共同体，就要求在道德观上提倡集体主义的基本道德观。因为在近代改革人士看来，只有集体主义的道德观才能帮助形成政治共同体和民族凝聚力进而对外求得独立，因为集体主义“作为手段”“合乎目的”，所以集体主义就“合乎理性”。他们把手段的合乎目的与否作为判断一种价值合乎理性与否的方法，最后就强调集体主义是“合乎理性”的，而个体自由、个体价值因为它不能帮助形成政治共同体和民族凝聚力达到对外独立，它“作为手段”不“合乎目的”，于是就被近代改革人士判断为不“合乎理性”加以反对排斥，进而遭到冷落、放逐，造成个体价值的虚无主义。集体主义道德观无限膨胀的时候，个体价值就不断式微、渺小以至于无。
梁启超及近代知识分子出于国家救亡的目的，从“国家理性”的基本价值取向出发形成“工具理性”的思维方式和“集体主义”的基本道德观，从情感上我们抱以同情和理解；但从价值上，这种“工具理性”的思维方式和“集体主义”的道德观无限神圣化却是无法得到理性的原谅的。因为它造成了个体价值被无条件牺牲，而个体价值在任何时候都没有理由要求做出牺牲，个体权利没有向全体利益投降和屈从的道德要求。“在‘群体哲学’下，群体取代了个体的地位，则个体降为群体的细胞，于是，你的身体、以至你的整个生命都得毫无保留地交给那个被哲学词令神圣化了的‘群体’，听凭‘组织’来分类、炮制、染色，再作何等原料，……群体被作了掩饰，个人沦为工具，凡集权主义体制下都奉行这一可悲的‘路线’。”[34]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道德观也盛行这一可悲的“路线”。作为价值根本的个人被他们的“集体主义”“炮制、染色”然后做成一块砖、一片瓦、一颗螺丝钉添加到“国家利益”这一宏伟建筑之上，而个体这一最需要尊重的价值却灰飞烟灭了。
“国家理性”的基本价值取向导致了“集体主义”的神圣不可侵犯及忘“我”的道德要求，严重地偏离了民主制度下要求保障个人自由权利的价值内核。这是梁启超及其同时代知识分子政治思想的基本品格和最大失误之一。对“个体本位”这一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的背离注定了他们即使怎样高呼“民权”“自由”，也无法走向民主自由，因为他们违反理论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