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论：实现“宫中府中俱为一体”的阻碍
关于前面所提到的诸葛亮《出师表》中的“宫中府中”，何焯认为：
宫中府中，理民治戎，立国不可阙[81]。
有学者指出，《出师表》反映了诸葛亮为保证北伐胜利而采取的安定后方的重要措施，而且诸葛亮更关注“宫中”的稳定[82]。诸葛亮所希望的是中央所在的“宫中”与自己掌握的“府中”达到协调统筹的状态，但其更关注的是宫中能够有自己的亲信来稳定局势，能与自己以及今后的接班人保持良好的合作，保障对军事行动的最大支持，以实现北伐的夙愿，至少是符合军府行动的总方针。由于诸葛亮初次北伐，国内局势尚算稳定，各种矛盾还未明显，加之诸葛亮为刘禅推举了很多他所亲信的臣属，认为只要刘禅好好利用就不会有太大问题，故诸葛亮对于朝内的态势还算比较放心的。然而，“宫中府中，俱为一体”只是诸葛亮的一个美好的愿望，因为蜀汉政权从一开始就存在着种种矛盾，而诸葛亮的管理策略又加深了这一矛盾的复杂性，继而为蜀汉埋下了严重的隐患。
首先是对北伐的争论，北伐是蜀汉的立国之本，也是诸葛亮“宫府一体”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但是北伐并没有代表蜀汉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这是因为刘备进入益州后虽表面上任用来自不同地域的人员，但对于最关键的职位仍然只用自己的旧部或东州士族，而没有跟益州本土的士族达成亲密的合作，对于益州本土士人基本不予要职，夷陵之战后领导集团受到重创，能担当大任的臣僚已屈指可数，仍宁愿起用那些旧部年轻的后代也不愿擢升本地资历深厚的土著。这就使得益州本土势力与刘备势力存在着隔阂，益州势力难以将蜀汉政权看作代表本地的正统，也就很难将蜀汉的利益看作自己的利益，这也就是益州士人代表谯周著《仇国论》的最重要的根源。所以蜀汉的北伐举措在长期无果后益州士庶的消极情绪日渐高涨，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军府的地位，由于军事行动的窘迫形势，蒋琬、费祎继任大将军后都保持对北伐的收缩态势，以规避国内的舆论压力。这种妥协的对策也带来了军府的权威地位被削弱，另外一支势力则渐渐抬头并逐渐将军府力量从政治核心中排挤出去，这会在下面谈到。
其次是诸葛亮执政期间专擅与威权并用的施政理念对蜀汉政治格局的消极影响。第一是对“旧人”即益州本土人士和东州士族中存在威胁的势力进行打压与废黜，这主要体现在对彭羕、李严等人的处理上[83]，其目的主要是巩固跟随刘备而来的新人地位，并协调新旧关系[84]。但这种方式毕竟较为激烈，而且之后“新旧”界限虽不再清晰，却出现了另一种分化，随着北伐的持续，加上诸葛亮只在自己的小圈子中遴选继承人，这种分化的产生也就是迟早的问题，诸葛亮后继者不得不面对反诸葛势力（在政治上不支持北伐，在组织上排斥诸葛旧属）的突起。诸葛亮生前只委派了蒋琬、费祎为自己的继承人，固然是因为二人长期追随他，深受亮的信任，但也暴露出诸葛亮任命继任者的局限性，由于圈子狭窄，诸葛亮所规划的道路在他死后必受到各种阻挠，也就难以长久维持“宫中府中俱为一体”的愿望。由于诸葛继承者队伍的狭小、反诸葛势力众多并且依托开始参与政事的后主而有恃无恐，两者的力量对比越来越悬殊，诸葛后继者所掌控的军府面临的压力异常沉重。
而最不能忽视的则是隐藏在宫中、看似无所事事的后主刘禅。虽然长期被苛责与嘲讽，但我们不能否认他在统治期间所能发挥的作用，作为一国之君——而且他的智力水平绝不像过去人们所传说的那么低——他不可能对权力完全没有敏感性，而在他在位期间一直被一个人的阴影所笼罩，那就是诸葛亮。诸葛亮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但生前对于政治军事的一手抓，让已经成年的刘禅当甩手掌柜，并且又添置自己的亲信敦促刘禅，实际上就是监视，刘禅心中复杂的滋味可想而知。诸葛亮死后，鉴于其从属在朝中仍具有优势，刘禅伺机建立属于自己的小团体，宦官无疑是最好的选择，另外被费祎破格提拔的陈祗意外地加入后主阵营，势必推动后主对于中央的操控。陈祗会由费祎转向刘禅，很可能是因为宦官黄皓在其中发挥了作用，据《三国志·董允传》记载，黄皓长期被董允所摒，直到董允死后陈祗为侍中，“皓始预政事”[85]。陈祗或许在被费祎引入中央之后就被黄皓引荐给刘禅，故陈祗任侍中后便和黄皓合作，陈祗从费祎安插的“眼线”摇身一变成为刘禅的股肱。可见自董允死后，刘禅就一直在为回归政治中心而活动，甚至可能更早[86]。陈祗兼领尚书令、费祎被迫屯驻汉寿，标志着刘禅基本上掌握了中央政权，能完全影响及决定蜀汉的政治走向。费祎死后，姜维与军府在朝中的境况江河日下，他虽然身为大将军，却会惧怕一个中常侍、奉车都尉黄皓，以致要携兵屯于偏远之地来躲避倾轧，这背后反映的乃是后主集团的强大已经远远超过军府所能控制的局面了。
有学者认为，蒋琬等继任者对北伐有意内敛，只求保境偏安，从而导致诸葛亮时期军政合一、以军事任务统摄日常行政事务的体制分化，军政呈分离倾向。一方面行政事务回归本位，尚书和中书各谋其政；另一方面，军事出镇制度因失去丞相霸府支持而日益沦为地方行政意义上的驻节，无法牵动朝局[87]。这种观点对军政分离的表现的分析较为中肯，但是未深入到这种变化的内在根源，中央事务逐渐脱离大将军控制、大将军所在的军府逐渐沦为单纯的军事系统，其根本原因在于以刘禅为幕后的势力对政权的“觉醒”与侵夺。
在刘备所设计的后事安排里，诸葛亮并不是唯一的辅政大臣，更不是被托付军政全权的臣僚。但是诸葛亮在辅政期间，从事实上总揽了朝政，把持了军权，并且对后主实行“监控性”的管教，派亲信约束着刘禅的一举一动，对于刘禅来说这种滋味必然是不好受的。诸葛亮所推崇的“宫中府中俱为一体”，是建立在他及军府统管之下的政治，对于统治者来说无疑是一个潜在的挑战与威胁，即使诸葛亮毫无僭越之想，他对于后主的管控还是让后主感到不自在。这就是为什么后主会对死去的董允逐渐产生厌恶，并且在董死后吸收了一批所谓“佞臣”，事实上就是后主旨在摆脱诸葛亮的“阴影”，培植自己的势力，排斥由诸葛氏任命的执政者，力图收回过去被丞相、大将军左右的权力。蜀汉军政关系的演变，从根本上来说是统治者与执政者的权力斗争。
（本文在权家玉老师指导下完成，苏小华老师审阅了文稿并提出修改意见，另崔启龙、冯涛等同学也对拙文提出宝贵建议，在此一并表示诚挚感谢。）
【注释】
[1]王明前：《蜀汉政权的军政体制与战时经济》，《福建师范大学福清分校学报》，2011年第3期。
[2]朱维权：《从蜀汉的政治格局谈前〈出师表〉的真实趣旨》，《四川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1期；赵昆生、于斌：《〈出师表〉与蜀汉政治》，《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3]〔晋〕陈寿：《三国志》卷三十二《先主传》，中华书局，1982年，第890—891页。
[4]《三国志》卷四十《李严传》，第999页。
[5]《三国志》卷三十三注引《魏略》，第893—894页。
[6]《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第918页。
[7]田余庆：《李严兴废与诸葛用人》，原载《中华学术论文集》，1981年，后收入氏著《秦汉魏晋史探微》，中华书局，2004年，第196页。
[8]《三国志》卷三十九《马良附马谡传》注引《襄阳记》，第983页。
[9]《三国志》卷三十五，第919页。
[10]卢弼：《三国志集解》卷三十五引李周翰语：“宫中，禁中也，府中，大将军幕府也。”中华书局，1982年，第762页；又胡三省曰：“蜀后主建兴元年命亮开府治事，所谓府中，盖丞相府也。”〔宋〕司马光等著《资治通鉴》卷七十魏明帝太和元年条胡注，中华书局，1956年，第2233页。
[11]陈长琦对霸府作出如下定义：“控制实际权力中心的集团，以霸府机构对政府机构发号施令的形式代替皇帝对政府的发号施令，实现对国家的统治。一俟障碍消失，形式与实际的分离就会消失，二者就会在新王朝的新王统之下统一起来。”见氏著《两晋南朝政治史稿》，河南出版社，1992年，第59页。
[12]可参看陶贤都：《魏晋南北朝霸府与霸府政治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一、二章；另王明前亦论述及此问题，见前引文第19页。
[13]见朱维权：《从蜀汉的政治格局谈前〈出师表〉的真实趣旨》，《四川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1期，第30页。
[14]白钢主编，白钢著：《中国政治制度通史·总论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08页。
[15]蒋琬曾任丞相府东曹掾，费祎曾任诸葛亮参军，董允父董和曾与诸葛亮共事，关系密切；可参看上引朱维权文。
[16]白钢主编，孟祥才著：《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秦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88页。
[17]《三国志》卷三三《后主传》，第897页。
[18]见《三国志》卷四十魏、杨二人本传。
[19]《三国志》卷三十九《董允传》注引《襄阳记》记载费祎使吴时遭孙权诘问杨、魏之变，可见影响颇甚。
[20]《三国志》卷四十四《蒋琬传》，第1058页，卷三十三《后主传》，第879页。
[21]《三国志》卷四十四《蒋琬传》，第1057页。
[22]《三国志》卷三十三，第897页。
[23]《三国志》卷四十四《姜维传》载维在此时期“数率偏军西入”，但没有提到战果，说明规模影响都不大。
[24]据《华阳国志·汉中志》：“涪县，去成都三百五十里。”〔晋〕常璩著，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1984年，第147页。
[25]《三国志》卷四十四《蒋琬传》，第1059页。
[26]《三国志》卷四十四《蒋琬传》，第1058页。
[27]见《世说新语》政事篇：“丞相［王导］末年，略不复省事，正封箓诺之。自叹曰：‘人言我愦愦，后人当思此愦愦。’”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1983年，第211页。
[28]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62页。
[29]见《三国志》卷四十彭、李二人本传，并参见田余庆：《李严兴废与诸葛用人》，收入氏著《秦汉魏晋史探微》，第190—207页。
[30]《三国志》卷四十四《蒋琬传》，第1058页。
[31]《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第923页。
[32]前引王明前文，第20页。
[33]朱维权：《从蜀汉的政治格局谈前〈出师表〉的真实趣旨》，《四川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1期。
[34]《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秦汉卷》，第186页。
[35]见《三国志》卷四十五《杨戏传》注引《益部耆旧杂记》，1087页。
[36]《三国志》卷四十四《费祎传》，第1064页。
[37]《三国志》卷四十四注引《汉晋春秋》，第1064页。
[38]分见《三国志》二人本传。
[39]《三国志》卷三十三注引，第898页。
[40]〔清〕何焯：《义门读书记》卷二七，中华书局，1987年，第461页。
[41]《三国志》卷四十二《孟光传》，第1023—1024页。
[42]按之前蜀汉大赦分别是章武元年、建兴元年、建兴十二年、延熙元年和延熙六年。分见于《三国志》卷三十二《先主传》，第890页；卷三十三《后主传》，第893—898页。
[43]《三国志》卷三十九《董允附陈祗传》，第987页。
[44]《三国志》卷三十九《董允附陈祗传》，第987页。
[45]《三国志》卷四十四《费祎传》，第1062页。
[46]《资治通鉴》卷七十五邵陵厉公嘉平三年条，第2394页。
[47]《三国志》卷三十九《吕乂传》，第988页。
[48]据《三国志》《吕乂传》载：“丞相诸葛亮连年出军，调发诸郡，多不相救，乂募取兵五千人诣亮”（988页），表明吕乂对诸葛亮的军事行动较为支持，由此可以猜测费祎对他是信任的。
[49]《三国志》卷三十九《董允附陈祗传》，第987页。
[50]《三国志》卷三十九《董允附陈祗传》，第987页。
[51]由之后诸葛瞻、董厥欲夺姜维军权之事可以推测这种可能性，见《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附董厥传》注引孙盛：《异同记》，第933页。
[52]《三国志》卷四十四，第1062页。
[53]汉寿：（在今四川省昭化镇境内）位于成都与汉中之间的中间地带，相去两地都很便捷，这可能是费祎选择屯于汉寿的原因之一。
[54]《三国志》卷四十四《费祎传》，第1062页。
[55]《三国志》卷四十四《姜维传》，第1064页。
[56]《三国志》卷二十二《陈泰传》，第640页。
[57]东汉时期，尚书台为国家大政方针的决策之地，所以谁能掌握尚书台，谁就成为真正的当权者。官居上公、三公和大将军之类的高位，也必须得到领、录尚书的头衔后，方能掌握国家大权。见白钢主编，孟祥才著《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秦汉卷》，187页。时陈祗任尚书令，见《国志》卷三十九《董允附陈祗传》，第987页。
[58]见《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附诸葛瞻、董厥传，第932—933页。
[59]据史书记载：自瞻、厥、建统事，姜维常征伐在外，宦人黄皓窃弄机柄，咸共将护，无能匡矫，然建特不与皓和好往来。《三国志》卷三十五，933页。
[60]《三国志》卷三十九《董允附陈祗传》，第987页。
[61]《三国志》卷四十四，第1065页。
[62]刘琳校注：《华阳国志·刘后主志》，第417页。
[63]见《二十五史补编》编委会编《三国志补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第160页下。
[64]见白杨：《诸葛亮治蜀与蜀汉政治生态演变研究》附录《〈三国职官表〉之蜀汉部分校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230页注⑤。
[65]见《三国志》卷四十五《张翼传》，第1073页。
[66]《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附子瞻传、附董厥传》诸葛瞻任尚书令在景耀四年（261）。陈祗死后担任过侍中、尚书令的还有义阳樊建，前引史书记载其与黄皓不“和好往来”，则非后主集团，姑且算作中立。
[67]《三国志》卷四十四《姜维传》，第1065—1066页。
[68]《义门读书记》卷二十七，第472页。
[69]《三国志》卷三五《诸葛亮附董厥传》裴松之注引，第933页。
[70]《三国志》卷四十四《姜维传》，第1065页。
[71]〔宋〕郭允蹈：《蜀鉴》卷三，赵炳清校注，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第69页。
[72]〔清〕王夫之著，舒士彦点校：《读通鉴论》卷十，中华书局，1975年，第285页。
[73]《三国志》卷四十四《姜维传》，第1065页。
[74]分见于《三国志》卷四十三《王平传》、卷四十四《蒋琬传附刘敏传》。
[75]《读通鉴论》卷十，第285页。
[76]《华阳国志校注》卷七，第589页。
[77]可参看刘跃辉：《姜维民族性与蜀汉后期军事路线的嬗变》，《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9月第30卷第9期。
[78]《三国志》卷四《三少帝纪》陈留王奂诏，第149页。
[79]《三国志》卷四十二《谯周传》，第1030页。
[80]《三国志》卷四十四《姜维传》，第1067页。
[81]〔清〕何焯：《义门读书记》卷二十七，中华书局，1987年，第472页。
[82]朱维权：《从蜀汉的政治格局谈前〈出师表〉的真实趣旨》，第34页。
[83]参见前引《彭羕传》及田余庆：《李严兴废与诸葛用人》。
[84]《李严兴废与诸葛用人》，见《秦汉魏晋史探微》，第203页。
[85]《三国志》卷三十九《董允传》，第987页。
[86]前面提到的废丞相设大将军一事可能是刘禅的一次不成功的行动。
[87]王明前：《蜀汉政权的军政体制与战时经济》，《福建师范大学福清分校学报》，2011年第3期，第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