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非见韩之削弱，数以书谏韩王。韩王不能用”。可见韩非在入秦之前，在“进说”上有了不少的实践，理论上也因“善著书”而有成就，“故作《孤愤》《五蠢》《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实践加理论，可就是没有能说服韩王听其言兴其国。为《说难》书而不能自用！

《史记韩世家》云：“王安五年，秦攻韩，韩急，使韩非使秦，秦留非，因杀之”。秦攻韩之因，《老子韩非列传》认为：“人或传其书至秦。秦王见《孤愤》《五蠢》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韩非之所著书也。’秦因急攻韩。韩王始不用非，及急，乃遣非使秦”。原来秦王政是求才若渴，才攻的韩国，但又怎会“秦留非，因杀之”呢？《史记·秦始皇本纪》云：“李斯因说秦王，请先取韩以恐他国，于是使斯下韩。韩王患之，与韩非谋弱秦”。又云：“韩非使秦，秦用李斯谋，留非，非死云阳”。《秦始皇本纪》记载当可信，六国连纵是秦国所面临的一个十分现实的危胁。秦国一统天下，势在必行，先取韩国为上策。《老子韩非列传》所说的也是个因素，但当为次要。秦自商君改革以来，注重法家治理。当秦王政见韩非之书，合于秦之传统又是强国之道，要“见此人与之游”学习强国之道，也是在常理之中。因此，秦王政决心攻韩，既可继续统一进程，又可因此留非在秦，采用韩非之学，至少可以防止韩非为他国效力，包括韩国。

韩非此次出使，肩负存韩使命，意图游说秦王放弃攻打韩国。他又要“进说”了，在这方面有实践有理论，怎奈还是以失败告终，“终死于秦，不能自脱”。

“秦因急攻韩。韩王始不用非，及急，乃遣非使秦。秦王悦之，未信用”。既“悦之”。应是好运势，但“未信用”，问题应出在两者国家利益对立的太尖锐。存韩未果，但也未到危及韩非自己性命上，“秦王以为然，下吏治非”，秦王又“后悔之，使人赦之”。韩非之死，直接是李斯、姚贾所害。“李斯姚贾害之，毁之曰：‘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遗患也，不如以过法诛之。’秦王以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遗非药，使自杀。韩非欲自陈，不得见。秦王后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李斯害他，因韩非“与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为不如非”。而秦王见非，有重用韩非的很大可能，韩非取代李斯成为秦王的宠臣也就会出现。从李斯学成临别时对老师荀卿所说的话，“今秦王欲吞天下，称帝而治，此布衣驰骛之时而游说者之秋也”可看出其一心事秦王。而韩非现在就是他最大的威胁，故除之。姚贾害非之因，《史记》无载，《战国策》有。“四国为一，将以攻秦。秦王召群臣宾客六十人而问焉……姚贾对曰：‘贾愿出使四国，必绝其谋而安其兵’。……姚贾辞行，绝其谋，止其兵，与之为交以报秦。秦王大悦，贾封千户以为上卿。韩非知之，曰：‘贾以珍珠重宝南使荆吴，北使燕代之间三年，四国之交未必合也，而珍珠重宝尽于内，是贾以王之权、国之宝、外自交于诸侯，愿王察之。且梁监门子，尝盗于梁，臣于赵而逐。取世临门子，梁之大盗，赵之逐臣，与同知社稷之计，非所以厉群臣也。’”经韩非这么一说，秦王去追问姚贾，姚贾所回的话又说服了秦王。秦王“乃可复使姚贾而诛韩非”。

韩非肩负存韩使命游说秦王，自信于《说难》研究，但没有投秦王之性情心理，虽悦之而未信用；不能察李斯之仓鼠心态，同学反而加害；开罪于秦国大臣姚贾之徒，孤立无助。虽“为《说难》书甚具”，但还是失败于“进说”，“终死于秦，不能自脱。”《汉书》卷一○○上《叙传》上亦云：“《说难》，其身囚”。从中司马迁极易发现自己的影子，他本人不也是“毁于进说”，失败于自己所自信的拳拳之忠、事实的说服。同样悲惨的命运，缘于困难之进说，实难之进说，缘于各自所最自信的。很自然，司马迁“独悲韩子为《说难》而不能自脱耳”。进说成为联系韩非子与司马迁的纽带，进说之困难、进说之灾难也就成为司马迁的情感爆发点。《老子韩非列传》一得而下，详尽《说难》内容，尽显韩非之悲，表白自己之悲。大量的《说难》内容，突出韩非子，影射司马迁。